我的到来使钱氏家族大为震惊和感动。钱秀玲老人的大儿子米加医生，侄子钱宪人先生、钱为强先生，都跑来看望我。钱宪人先生还在陆嘉兴先生的餐馆里，为我举行了小型宴会。

餐桌上，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论起《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这部作品的名字，钱妈妈还说了一句笑话：“盖世太保并没有拿枪逼着我，我不认识他们。”

米加医生问我：“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见到我母亲那么激动？可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激动的。母亲只是做了她应该做的事，没什么可值得写的。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花很多钱专程跑来采访她？”米加是典型的欧洲人，不会讲一句中国话。我们的交谈由钱宪人先生当翻译。

我说：“钱妈妈是中国人，欧洲的战争跟她本人、跟中华民族都没有关系。但她却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许多比利时人的生命。她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及国际主义精神，非常令人敬佩。”

米加先生却说：“二战期间，许多人都是这么做的。我母亲跟他们没什么区别。你为什么偏偏要写她，就因为她是你们中国人吗？”

“是的，她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比利时人的骄傲！”

叼着烟斗的米加先生，摇摇头，耸耸肩，还是不理解。

当然，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绝非几句话所能阐释清楚的。在中国，有人大老远地跑来采访，子孙三代都会觉得脸上有光。在这里却恰恰相反，儿子不理解，孙女说祖母的荣誉是祖母的，跟其他人没有关系。不过，米加先生对我的来访却很支持，他从他家里拿出比利时政府授予钱秀玲老人的英雄勋章，以及法根豪森将军1966年去世时将军妻子写给钱秀玲老人的信给我看……

当然，对我支持最大的是钱宪人夫妇。钱先生看我住的地方实在可怜，就让我搬到他家里去住，这给我的采访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钱先生夫人杜大姐负责照顾钱秀玲老人。早晨，我跟着杜大姐来到钱秀玲老人家里，跟老人聊天，陪老人散步，中午在她家共进午餐。老人像西方人一样，每天要化妆，戴胸罩，穿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有一次我帮她画眉毛，她嫌我画得不理想，自己擦去重画。画完，我俩冲着镜子哈哈大笑……

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健忘症，好多事情都忘了，靠我一点点启发，多方引导，她那沉睡半个多世纪的记忆才慢慢地苏醒过来，有的却永远也醒不过来了。

随着老人时断时续、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记忆，我跟随她走回遥远的过去，走进她鲜为人知的家庭及人生……

六

钱秀玲出生在江苏宜兴王婆桥钱居村——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文化底蕴丰厚的名门望族家庭，父亲是恩泽四方的乡长。钱家出过钱卓伦、钱宪章两位国民党将军，出过钱秀玲、钱卓儒、钱宪人等八位博士。

1934年，蒋介石从德国请来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亚历山大·冯·法根豪森将军，钱秀玲堂兄钱卓伦将军负责顾问的联络工作。正因为有这段渊源所以才引出后来的故事。

在宜兴电视台徐风台长的陪同下，我曾去寻觅过钱家的旧居，但因时间久远，钱家只留下一处老屋的残破台阶，一块林木葱郁的老宅地，一张1988年钱秀玲最后一次回国时给村里姐妹们拍的照片……

徐台长告诉我，宜兴是紫砂之都。这里山清水秀，地杰人灵，自古就崇尚文化，盛行读书之风。宜兴曾出过十名状元，十名宰相，二十名院士，七千多名教授，两位清华、北大校长，两位大陆、台湾的教育部长。蒋南翔、周培源、徐悲鸿、吴冠中、潘汉年等许多名人都出自宜兴。

这个文化底蕴丰厚的环境对钱秀玲一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钱家为人善良，自办学堂，全村几十个孩子都分文不取到钱家来读书。钱秀玲在六个子女中排行老四，从小聪慧过人，三岁会背诵《百家姓》、《木兰诗》，十一岁考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附中，没等念完又跳到上海大同大学读预科，专攻化学，一心想当中国的“居里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