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一个中年女人找到钱秀玲，说她叫西西拉温特，在二战中曾荣获比利时国家英雄勋章。她看到钱秀玲的文章，竟然被法根豪森将军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正义感深深地打动了，疯狂地爱上他。她请钱秀玲给法根豪森将军带去一封信，她说她爱他，他判多少年她都等他……

可是，当钱秀玲将这求爱信交给法根豪森将军时，他却说：“我是一个生死未卜的战犯，我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女人的求爱？不过，我很感谢这位了不起的女子，请您代我谢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1951年3月，在监狱里度过了七个春秋的法根豪森将军，终于等来了生死攸关的审判。此刻，比国上下都在关注这个久拖未决的大案，都在关注这个头号战犯的命运，看他能不能像原德国驻荷兰“总督”英夸特那样被送上绞刑架。

在法庭上，所有出庭的证人都在控诉法根豪森将军的罪行，唯独钱秀玲除外。在所有审判二战战犯的法庭上，敢出来为纳粹战犯仗义执言的女性，只有她一人。在法庭上，钱秀玲再一次体现出不惧压力、不畏强暴，为正义而呐喊的英雄气魄！

她列举出一次次找法根豪森将军营救人员的证据，并向法庭出示了被营救人员的联名信，还请来数十名被营救人质出庭作证。最后，她向法官呼吁：要正视法根豪森将军对比利时人民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公正地对待这位德国将军……

她的证词震撼了整个法庭，也震撼了包括法官及陪审团在内的所有审判官，尤其震撼了心灰意冷的法根豪森将军——这份证词不仅是呼唤公正，也体现出一份珍贵的友谊，使他万念俱灰的心感到一丝人间的温暖，直到多年以后的弥留之际，他还念念不忘钱秀玲的“救命”之恩。

最终，法根豪森将军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在监狱里关了一年就被提前释放了，和那位敢恨敢爱、冲破仇恨枷锁的勇敢女性西西拉温特一起回到德国波恩，直到1966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故事讲完了，我望着眼前这位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的老人，穷尽想象，极力想在老人身上寻找那个勇敢而机智的影子。可我丝毫没有找到，甚至连一句高昂的激越之词都没有听到，她的脸上一直挂着平静的微笑。这时，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临危不惧者，并非属于那些动则激昂咆哮、强悍健硕之士……

我对老人敬佩的同时，感到自己的灵魂也受到一次净化。

令我敬佩的还有那位德国将军，他是德国著名的高级将领，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可他却冒着被撤职、杀头的危险，一次又一次地营救自己的敌人——这种超越国家与狭隘民族主义的大义，这种超越一般人性的良知，在人类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所以，我在《盖》书中写到：一个人是无法选择国家的，更无法选择时代，但却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

但我一直在思索：钱秀玲和法根豪森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伟大壮举？他们的思想根基到底在哪里？

钱秀玲出生在善良而正直的中国家庭，她从事过化学研究，开过中国餐馆，与中国同仁捐款，共同创建了比利时第一所中文中山小学。她一生以善为本，慈悲为怀，为比利时慈善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为此，比利时国王夫妇曾将夫妻合影赠给她以示感激。

可是，法根豪森将军呢？他的行为根基又在哪里？他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人情、人性，还是……

亚利山大·冯·法根豪森1878年出生于德国西雷西市，职业军人，妻子维德考帕是一位摄影师的女儿。他曾被派驻日本任大使馆武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34年，他被派到中国任蒋介石的高级军事顾问。1938年应召回国，戎马一生的他，本想退休回家颐养天年，但二战爆发了。1940年5月，希特勒任命他为德国驻比利时、法国（北部）的军政总督……

我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查到了有关他的一段重要历史，使我对他有了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原来，他早已看透了希特勒给德国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毁灭。所以他加入了以后备军参谋长冯·斯陶芬伯格为核心的暗杀希特勒的秘密组织，并担任该组织西部地区的军事首领，是他劝说隆美尔加入反希特勒组织的。“7·20”计划失败后，五千多名反希特勒志士被处死。法根豪森也被列入被审判之列，但由于战争形势越来越紧张，1945年2月，盟军飞机炸毁了军事法庭，炸死了主审“7·20”案件的大法官，才使他和一批纳粹军官侥幸存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