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没有想到，等待我的却是——

八

回到北京第一天我得知，出国前谈好的中央某影视公司因没有涉外拍摄权，原定准备投拍《盖》剧的计划落空了，这使我顿时陷入了茫然，只好回到哈尔滨抓紧时间花钱请人翻译资料，创作剧本。

面对陌生的题材、陌生的生活，我遇到了创作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挑战，只好一个人关在书斋里一边查阅资料，观看二战纪实片及VCD影片，翻阅《欧洲史》、《第三帝国的兴亡》、《辛德勒的名单》等许多书籍，一边苦思冥想……

首先是如何处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虚构吧，不敢太离谱，钱秀玲老人还活着，怕钱家怪罪。不虚构吧，老人的故事不够二十集电视剧的含量。而且对每个细节，对每个人物名称都要求真，来不得半点含糊。为了求证比利时男人向女人求婚赠送戒指的细节，打国际长途请教钱宪人先生，把许多弄不懂的问题列出清单，传真给比利时的朋友，如，比利时在二战期间有没有地铁，二战时期的宵禁时间，柏林集中营的情况，天主教祈祷语言，军事法庭的法官服装等诸多问题……

奋斗了几个月，2000年3月2日，我带着呕心沥血创作的二十集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文学剧本初稿，来北京为“女人”寻找婆家。可是3月18日清晨，我忽然觉得浑身软绵绵的，晃晃悠悠地差点从楼梯上滚下来，去医院一检查，急性肝炎，只好当天就返回哈尔滨住进了医院。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仍在为我的“女人”找不到婆家而着急上火，联系几家影视公司都觉得题材好，但又觉得境外拍摄投资太大不肯冒险。无奈之下，我想到了国外，就冒昧地给《辛德勒的名单》导演斯皮尔伯格及编剧史蒂弗·赞林写信，自荐钱秀玲的素材，通过美国朋友翻译成英文寄给他们，但几封信发出去却是泥牛入海。

不久，我身体康复之后，先生陪着我又来到北京寻找投资方。

九

2000年6月中旬一个炎热的上午，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

电话是潇湘电影制片厂艺术策划中心周主任打来的，他说他看过我的另一部二十集电视剧本《生死较量》，觉得很好，问我剧本出没出手。我说已经转让给北京电视台了，全国播放时改为《不共戴天》。他感到很惋惜，问我手里还有没有其他剧本。我说到《盖》剧，他听了很感兴趣，邀我见面谈谈。

我和周先生谈得很好，我的心也随之燃起了希望，这份希望很快化作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几天后，周先生带人专程来北京看阅我的《盖》剧本，之后，又带着两位制片人来北京与我正式签约。

2000年7月6日，我先生陪着我来到周先生下榻的北京奥斯凯宾馆，我和周先生在极其友好的气氛下签订了《二十集电视剧文学剧本〈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拍摄权转让合同》，周先生当场盖上带去的潇湘电影制片厂艺术策划中心的公章，并向我支付了第一笔稿费。

此刻，我们的脸是笑的，心是诚的，握到一起的手是热的。

事情来得太顺利了，顺利得让人有些不敢相信。可我并没有意识到，太顺利的事情往往隐藏着巨大的不顺……

之后，我怀着欣悦之情回到哈尔滨，按照周先生提出的修改意见，潜下心来修改剧本。9月，我如约向潇湘厂交付了修改后的第一稿剧本。

10月8日，潇湘厂、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及后加盟的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在中国妇联会议室举行《盖》剧本论证会。对此我很担心，倒不是担心剧本，剧本不理想可以修改，而是担心题材被枪毙，因为剧本中写到纳粹将军善良人性的一面，这在当时中国文学及影视作品中还从未有过。如果题材被枪毙那可就麻烦了。

没想到，与会专家对《盖》剧题材大加赞赏，都说是一个难得的好题材，但对剧本却提出了许多否定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