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乙方同意剧本名改为《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剧中主要人物姓名，按甲方要求改变。”

《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片名，是彭■云题的字，不可能改变了。

第一份合同赵女士是“改编”，第二份《补充协议》却变成了“编剧”。而我这位著作权人对这份《合同》及《补充协议》却一无所知。这件事不仅我不知道，而且连制片方之一的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都不知道。

我的律师乔冬生、孙树理先生在法庭上指出：“这份合同及《补充协议》是潇湘电影制片厂与赵女士共同侵犯张雅文著作权的确凿证据。第二份《补充协议》比第一份合同更进一步侵权！”

赵女士与潇湘电影制片厂早在2001年3月29日、7月16日分别签订了两份合同，可是，某制片方居然在2002年11月13日向法院出示“证明”公开说假话，称：“赵女士对署名、稿酬只字未提。创作时赵女士不愿看张雅文的原稿，在我部某编辑的坚持下，才勉强阅读……（赵的剧本）与张雅文的原稿相比已面目全非，除剧中部分人物名字与张雅文原稿相同外，其他方面没有一点保留痕迹。”

我的另一位律师庄铁言先生指出：

“这份被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不合法的。首先，某制片方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不是国家的审稿机构，不具备出示该证明的资格。再者，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七条之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由有关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文书，应由单位负责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而这份证明只有单位公章，没有负责人签字。其内容更有十几处虚假之多，潇湘电影制片厂与赵女士早已签订两份合同，而该证明却不尊重起码的事实，称‘赵女士对署名、稿酬只字未提’。赵女士是修改张雅文的剧本，可证明却称‘赵女士不愿看张雅文的原稿’，‘与张雅文的原稿相比已面目全非，除剧中部分人物名字与张雅文原稿相同外，其他方面没有一点保留痕迹’……这一切都证明赵女士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侵权的故意。这份他们自己出示的证明恰恰是他们侵权的证据！”

十三

而此刻，我并不知道有人已经取代了我的编剧。

我急忙给A先生和周先生打电话，打不通，又给小潘打，小潘说：“张大姐，对剧本的意见你不要再找我了，找我已经没用了。你找央视影视部吧！”后来得知，小潘因为对改编本提出质疑而遭到批评，最后连编辑署名都被拿掉了。

无奈，我只好对改编本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十几条书面意见，就改编者对我剧本的态度，正式向制片方提出书面质疑：“改编者采取全盘否定原著，甚至采取与原著相悖表现形式的做法，既不符合道义，又不符合法律，更不利于剧本的修改……”

7月20日，我将对改编本的意见特快寄给潇湘电影制片厂厂长康建民先生。当天晚上，又带着我修改后的剧本连夜赶往北京……

第二天上午，下火车我直奔中央电视台，A先生不在，只好邀见央视影视部一位主任，中午在央视餐厅见面。

面对饭菜，我一口没动，尽管我连早饭都没吃。

这位主任说剧本已经交给导演了。你对剧本有什么意见，可以跟导演直接谈，并且拨通了导演的电话。

我握着话筒，就像握着最后一线希望，我说：“导演，我觉得剧本有些问题……”

“什么问题？”

“首先，我觉得立意有点浅……”我的话没等说完，却被导演不客气地打断了。

“张雅文，你这么说我很不高兴！我非常不高兴！我告诉你，我是很尊重你的，我希望你要看到别人的长处！如果你这种态度，我可以向央视打报告，我不接这部戏了！”

我顿时呆了。我不明白一个编剧难道连对自己的剧本提意见的权利都没有吗？更不明白，我刚说一句话，导演为什么冲我发这么大的火？后来得知，在研讨会上，第一个高度赞扬赵女士剧本的正是这位导演。我不知这位资深导演是看不出剧本存在的问题，还是其他原因影响着他的艺术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