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就像海明威笔下那位老渔夫桑提亚哥一样，宁肯拖回一副大马林鱼的骨架，也要与鲨鱼搏斗下去……

之后，我把除夕夜带来的气愤、不平、痛苦，统统地嚼碎了，咽进肚里上路了——第二次飞往布鲁塞尔。

全家人没一个赞成我去，怕我把小命丢在欧洲。可我必须要去。因为他们弄丢了五张钱秀玲老人的照片底片，再说我出书要使用老人的照片，必须取得老人的授权。

我先生见我去意坚决，只好给我带上心脏药，买了“一路平安”、“万事如意”的条幅让我带着……

2002年2月14日大年初三下午一点，我就要登机了，先生双手搭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叮嘱我：“雅文，到了布鲁塞尔，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挺住。记住，不管能不能成功，我和孩子都盼望着你能早日归

来……”

我冲先生意味深长地点点头，转身向海关走去。

过了海关，我回头瞅一眼站在远处向我招手的先生和孩子，心头掠过一丝苍凉，甚至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悲壮，两眼顿时模糊了。

昨天晚上，我背着家人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胡玉萍打电话说：“玉萍，如果我真的飞不回来，这本书就是我的绝笔，你一定要出好……”

“雅文，你胡说什么呀你？别胡说八道！”胡玉萍嗔怪我。

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坏到了极点。我不知能否经得住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更不知钱秀玲老人的监护人能不能同意授权。我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飞回来……

但是，个性决定我的行为，也决定着我的命运。

十个小时后，飞机到达法兰克福机场。这次的换乘时间很长，又遇到飞机晚点，我在法兰克福机场待了六个多小时。

坐在空旷的候机大厅里，不由得想起上次在法兰克福“撵”飞机的情景，想起见到钱秀玲老人的激动心情……那时，我怀着那么美好、那么宏大的愿望，什么苦啊、难啊，全不放在眼里。可今天，我却变得身心憔悴，伤痕累累，连署不署自己编剧名字都不知道，更不知剧本到底改成了什么样子。

记得我小有名气之后，一天晚间，母亲一边吧嗒吧嗒地抽着烟袋，一边对我说：“人这辈子，名啊，利啊，福啊，寿啊，都是有天数的。你要记住，是你的你要，不是你的，金山摆在那儿都不能要，那是老天爷给别人的。老天爷早就看着你哪。”

母亲说的虽然有些宿命观点，但却道出一个简单而朴素的人生哲理，那就是，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可母亲哪里知道，女儿生性善良，一辈子没有根基，从来都是被人欺负，哪还敢抢占别人的呢？

七个小时之后，我乘坐的4226次航班在当地时间零点一刻，到达了布鲁塞尔机场。我推着旅行包走出游人寥寥的海关，一位年轻人向我奔过来，问我：“请问您是张雅文女士吧？我是大使馆文化处的白光明。”

在这深更半夜的异国机场，听到这声亲切的问候，我心里感到特别温暖。我急忙说：“白先生您好！让您久等了。”

这次来比利时，余美和参赞及比利时使馆工作人员黄其光先生给了我很大帮助。黄先生给艾克兴市长发去传真，请市长给我发来邀请信。余参赞给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文化处现任参赞张文民先生打来电话，请他关照。张参赞派白光明先生开车陪了我五天，给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凌晨两点，白先生把我送到我事先联系好的沈阳驻布鲁塞尔高建武夫妇开的招待所。可我躺在床上却毫无睡意，今天中午要宴请钱秀玲老人及米加夫妇，成败在此一举。我不禁有些担心……

这天中午，很少见到阳光的布鲁塞尔破天荒地出了太阳，这给我灰暗的心灵带来一丝慰藉。白光明先生陪我来到陆嘉兴先生的餐馆，看到钱秀玲老人比两年前老多了，但仍然一副笑容可掬的慈祥模样。

“钱妈妈，您还认识我吗？”我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