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安慰我：“别着急，咱老多咕长大了也能好看，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嘛。”

可惜，哥哥姐姐的命运都很坎坷，一辈子过得都不称心。大姐一天书没念，十六岁就嫁给了在沈阳新华书店工作的姐夫，一辈子只认识自己的名字。她在沈阳街头卖冰棍，人们都叫她“冰棍明星”，都愿意买她的冰棍。大姐夫虽然长得丑点，但人品很好，可惜四十几岁就得了青光眼，双目失明。大姐用竹竿牵着他走过了漫漫人生。三姐只念了小学二年级，搬到佳木斯以后，十五岁的她不好意思跟矮半头的孩子一起上课，只好辍学当了学徒工。三姐夫虽是一表人才的大学生，可惜在“文革”期间得了急性脑炎，三十岁就去世了。哥哥在铁岭读了几年书，但嫂子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哥哥一个人上班，孩子又多，全家的生活一直很拮据。而且，两个侄子都是意外去世的。最惨的要属二姐，她只活了二十四岁。

从那以后，二姐总爱站在院子里望着那条通往山外的山路发呆。可是，再也没有听到那叮咚叮咚的拨浪鼓声。所以，她每次出去干活总会叮嘱我一句：“听着点儿。”

那天，我从雪地里捡起布袋还给二姐，却发现我的手上都是血，掉布袋的雪地上也被血染红了。我吓坏了，急忙跑进屋去告诉母亲。母亲只是叹了口气，没说什么。我长大以后母亲才告诉我，二姐那天来月经了，布袋子里装的是小灰，晚上从山上回来，经血把二姐的棉裤都洇透了。

母亲说，那时候女人来月经哪有什么卫生纸，都用破布缝个布袋装些小灰来接经血，下地干活，装着小灰的布袋经常把大腿里磨破。

二姐跟父亲在山上锯了一天木头。傍晚回来，整个人都变成了冰溜子，全身挂满了白亮亮的霜雪。

不知在山上锯木头受了风寒，还是出汗着凉坐病了，第二天早晨，二姐的双腿忽然不好使了，下不了地，腰疼得像折了似的。

母亲给二姐拔火罐，熬草药，折腾好多天总算能下地了，可是二姐的脊梁上却鼓起一个小包，而且越长越大。二姐经常偷偷地哭，她哭我也跟着哭。

我和二姐的感情最深，大姐出嫁早，三姐年龄小，是二姐把我带大的。她经常背着我上山摘樱桃、采桑葚、捡山里红……

后来母亲告诉我，她瞎眼睛那年是十六岁，她是家里的二姑娘，二姐也是十六岁，也是家里的二姑娘……说这话时，母亲总是一边擦着那只经常淌泪的瞎眼睛，一边看着二姐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一天半夜，我忽然被一种咯吱咯吱的奇怪声音弄醒了。

我看到屋里点着灯，弥漫着香火味，头顶挂着破旧的幔帐，幔帐上晃出两个人影，好像是父亲和母亲面对面地坐着。屋里静悄悄的，只听父亲压着极低的声音说：“狐老太太，您说雅琴的病能不能好？要能好您就画圈，不能好您就打杠子……”

我一听是问二姐的病，急忙支起耳朵听他们说些什么。

可是没有人说话，屋里静得■人，连咯吱声都消失了，只能听到父母紧张的喘气声。好一会儿，才听到那咯吱咯吱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只听父亲激动地说：“狐老太太，太谢谢您了！看来我二闺女能得救了，要不我这辈子都对不住她呀！”

一听二姐得救了，我再也忍不住好奇，急忙将幔帐掀开一条缝儿，于是，我看到了一幕极其神秘、从未见过的情景……

只见地上摆着炕桌，炕桌上撒着一层小米。父亲和母亲双手擎着一只小锣，锣底下支着一根筷子，筷子在小米上咯咯吱吱地画着圆圈，圆圈越画越大、越画越大，最后满桌子画着一个大圈……

父亲激动得满脸是泪，放下锣筷就冲着北墙放着的一尊牌位连连磕头，边磕头边呜咽道：“狐老太太，您保佑二闺女的病好了，过年我给您杀猪、烧香、上供……”

磕完头，父亲盯着已经燃到一半的三炷香，激动地说：“孩子他妈，咱二闺女有救了！你看这是青龙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