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的岁月，新房变成了地狱。在冰窖般的小屋里，地狱之门一次次向我和刚出世的女儿敞开。面对冰冷的世界，我发出“为了他和孩子，我一定要活下去”的呐喊！

五十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我像许多人一样，怀着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认真地聆听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积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着造反团上街游行，刻钢板，印小报……至今家里还保存着两大本那个时期的小报呢。

这期间，我干了一件最愚蠢、最对不住父亲的事……

有一天，我得知跟我同时分配来的四名运动员早都转干了，有的还加入了共青团，唯独剩我自己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没有转干，一直是工人编制。我很生气，回家就责问父亲：“爸，你去当兵干啥？害得人家连干都转不了！”

父亲一声没吭，只是微微抖着下巴，瞪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母亲急忙把我拽出去，悄声嗔怪我：“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你爸刚被批斗回来，脖子上挂牌子的印还没消呢！”接着，母亲第一次对我讲起父亲被抓去当兵的经过……

母亲说：“为了那点破事，你爸一辈子都直不起腰来……”

听到父亲的遭遇，我觉得不该这样对待父亲，急忙进屋向他道歉：“爸，对不起，我不知道是这么回事……爸，别生气了，噢……”可是，无论我怎么哄他父亲始终没说一句话。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使我感到越来越迷茫、越来越糊涂了。

先是贺玉在体委第一个被打成了“反革命”、“小邓拓”，批判他的大字报贴满了体工队的墙壁，也贴满了我迷惘的心。对贺玉揭发最多的，正是教过我和贺玉的那位教练……

接下来，世界变得越来越荒唐，越来越不可思议了。

再后来，我和贺玉参加的“8·25”派被定为反革命组织，头头被抓，司令部被摧垮。我所在的佳东办事处，所有参加“8·25”派的全部退出，最后只剩下我自己……

对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感到越来越困惑、越来越迷茫了。于是，我们在困惑、迷茫、找不到方向的情况下，决定结婚吧。当时贺玉已经在体校当教练了。

五十七

1967年9月9日，星期六。

下班后，我回家吃了一碗母亲做的荷包面，告别了父母，踏着刚刚下过小雨有些湿漉漉的马路，骑着自行车一个人向新房走去……

此刻，我并不知道三姐在北京正经历着人生最痛苦的时刻……

几天前，北京石景山钢铁厂打来电报，让三姐立刻去北京。三姐以为姐夫病了，带着两个女儿匆匆赶往北京，可是到了北京，三姐却被搀进了太平间……而我得知这一切，已经是数十天之后了。

出来迎接我的，只有刚清扫完屋子、两手沾满灰尘的贺玉……

贺玉向体委借了一间闲置多年的旧体育馆耳房，自己间隔出一间小屋，就成了我们的新房。

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一个祝福，没有添加一件新衣，只有我和他，在幽幽的灯光下，坐在哥嫂送给我们的唯一一张小桌前，举起了两杯红葡萄酒……

对我们来说，这就足够了。

爱情本来就是两个人的世界，任何附加条件都是皮毛的，唯有感情才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仍然这么认为。没有爱情，即使住进金屋，天天吃山珍海味，又有什么意思？我是一个唯爱主义者。

相恋了五个春秋，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但是，当贺玉把我抱到木板搭成的新婚床上，我却像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似的，“哇”一声哭起来……

“你怎么了你？”贺玉吓坏了，急忙问我。

我却说：“我、我再也不是姑娘了……呜呜……”

那个时代的女人道德观念很陈旧，把贞操看得很重。

贺玉捧着我的脸，说了一句令我大为感动的话：“别难过，我发誓一辈子爱你，呵护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