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情况下，《北方时报》的性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社会新闻版上再难看到那些文风凌厉的揭丑报道，上面的文章大都变得一团和气。不断有读者打电话来抱怨这份报纸上的报道不痛不痒无精打采。

我曾经以为周自恒会利用自己的号召力来改变这样的局面，但我最终失望了，他对此无所作为。我听说，当时周自恒正忙于另一件事：争取获得一个在《北方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会中的席位。

周自恒曾经在一次报社中层干部会上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努力。他说，在报业集团里，《北方时报》员工与《北方日报》员工之间是有等级差别的，这从称呼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比如，在报业集团内部，人们称《北方日报》为“大报”，却将《北方时报》称作“小报”。即使“小报”在社会上影响力广泛，但“小报”员工在“大报”员工面前却好像低人一等。因为“大报”员工始终瞧不起“小报”员工，他们认为，这是一群游走在体制边缘的人们，一群“乌合之众”。

周自恒还说，有一次，他听到一群“大报”员工在谈论《北方时报》时说，“这是由一群像农民工一样的人办的一张给农民工看的报纸。”这使他很受刺激，他下决心要改变这样的局面，所以他要在报业集团编委会中获得“话语权”，进而为大家争取更多利益，直至将大家送入“体制之内”。

对于周自恒的这番解释，报社内部的议论颇多。支持他的人们认为，周自恒此举确实是在为“兄弟们”着想，也许能够最终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但是，也有一些人由于长期受到“体制之内”的人们歧视，对“体制”产生了敌视情绪，因此对周自恒的做法不以为然。他们把周自恒比作“宋江”，认为他正准备带着“兄弟们”向“朝廷”靠拢。

不管人们怎样议论，周自恒坚持那样去做了。当然，他自信自己能够获得那个席位。他的自信来自于他所领导的《北方时报》每年向报业集团贡献数千万元利润。但是，最终他失望了。

据说，破坏周自恒计划的是一封信。那是一封通过邮局投递给报业集团高层的举报信。里面列举了周自恒的几宗“罪”，比如利用职务之便乱搞两性关系，拉“山头”排除异己以及贪污公款等等。人们私下里纷纷猜测这是对总编辑这个位置觊觎已久的副总编李承宗干的，但没有人有证据证明这一点。

尽管报业集团高层后来并没有查实那些“罪名”，但周自恒仍然失去了他想要的那个席位。

我相信，这次失败的经历对于周自恒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次打击的后果是，周自恒也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开始怀疑整个世界都在跟他对着干。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努力地工作，他脸上的谦和渐渐变成了骄横，他变得唯我独尊。如果周自恒走进了电梯，只要当时还有别人在场，他就决不自己去按电钮，而只是报出他要去的楼层，接着就会有人抢着去按那个电钮。

另外，周自恒待人的方式也渐渐变得粗暴起来，他彻底抛弃了以往与下属们对话时的商量口吻，而改成了命令式的语气。“我”这个字仿佛在他的字典里消失了，在下属面前，他每次都称呼自已为“周总”。当他要表达自己的一个看法时，他会说：“周总认为……”当他要一个下属去执行自己的命令时，他会说：“不要让周总失望”。

如果周自恒提出了一个想法，有人表达了另一个不同的想法，他就会认为那个人是在怀疑他的领导能力，甚至会认为那个人是在反对他。

周自恒还变得在乎权力，他希望他在《北方时报》里的绝对权威不可动摇，所以他开始利用一些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威。不久后，在创刊初期曾经与周自恒有过密切合作，后来却经常提出“不同看法”的副总编李承宗被调离本报，去了报业集团旗下的一份杂志担任副总编。接任他的是周自恒的大学同学何守道。

这场“人事调动”的背后传言四起，而传言大都与“权力斗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