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

“那就奇怪了，在商场里还没有毛病，送回家以后怎么就有毛病了？”杜晓东说。

“线人”不耐烦了，他说：“杜记者，你到商场里亮亮记者证，他们就会给我换的。他们别的不怕，就怕被记者曝光。”

杜晓东说：“记者证不能乱亮的，先搞清楚怎么回事再说。”

“线人”更不耐烦了，他说：“杜记者，你帮帮忙，你帮了我，就跟帮我表哥一样。”

“你表哥是谁？”杜晓东问道。

“周自恒。”

杜晓东明白了，但他最终放弃了这次采访。在向周自恒汇报此事时，杜晓东说，“表弟”承认那个鱼缸是他自己弄坏的，所以没道理再去找商场要求退换。

周自恒并没有再说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件事就这样完了。几天之后，崔哲从周自恒手中接过了这个任务，他带着“表弟”去商场找到了售货员。在崔哲亮出记者证之后，售货员仍然拒绝退换。于是崔哲写了一篇报道，他并没有证据，但这并不妨碍他向读者暗示那个商场向顾客出售次品。

那篇报道不仅给“表弟”换来了一口新鱼缸，还使那个售货员丢了工作。可怜的小姑娘当天下午就来到了本报，在她求见报社领导被拒绝后，就一言不发地在报社门口站了两个多小时。我还记得，在那两个多小时里，她的手中一直举着当天出版的《北方时报》，在打开的那个版面上写着四个大字——“胡说八道”。

我问萧原：“如果你是周自恒，你会选崔哲还是杜晓东？”

“我不是周自恒，所以我不必做这道选择题。”萧原停顿了一下，给了我一个奇怪的笑容，接着说，“不过，如果可以选，我不会选周自恒当社长。”

我很惊讶，但我理解和同意萧原的意思，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我同意的姿态似乎鼓励了萧原，他沉吟了一会儿，突然开口对我说：“我有一个想法。”

“什么想法？”我问道。

“利用‘服务台’这个版面，报道小雨病情的发展。”萧原说，“我希望这样做能再次引起读者对小雨的注意。”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想法。我理解萧原在听到老太太的故事时感受到的震惊，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萧原告诉我，前几天他和于薇去了一趟医院，并且找到了小雨的病房，发现小雨的病情已经加重。在医院里陪护小雨的吴敏说，尽管几经周折，骨髓配型已经找到了，但她仍然没有足够的钱让小雨接受手术。

“怎么还没有钱呢？崔哲已经把那笔钱交给了她呀？”我感到惊讶。

萧原说，吴敏拿到那笔钱的第二天就遭遇了抢劫——那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了，也就是吴敏和崔哲的合影出现在报纸上的当天傍晚，她从医院回到家之后不久就听到了敲门声，来人自称是查煤气的。她把门打开后，一把匕首立即抵住了她的胸部。接着，她被闯进屋内的三个男人捆了起来，用来装钱的挎包也被夺走了。事后，她打了电话报警。但警察告诉她，她只是最近频发的一系列入室抢劫案中的一个受害者。在她之前，至少还有十几个像她一样懊恼的受害者正在等待破案。

“很简单，那几个劫匪可能正在寻找下一个目标，而报纸为他们提供了帮助。”萧原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愤恨，“报纸不仅告诉他们吴敏拿到了9万元捐款，还在登出的照片里告诉他们她长什么样子，并且在报道里顺便透露了小雨住在哪家医院。在报纸的帮助下，劫匪所要做的只是：蹲守在医院，然后跟着吴敏回家——你可能会说报纸是无意的，但从结果来看，它成了那几个劫匪的同谋。”

我并不完全同意萧原所说的话，但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以我沉默了。

萧原眼神里的愤恨仍然积聚着。他说，在小雨的奶奶坠楼的那件事里，报社其实已经欠下了一笔“债”，他希望报社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偿还它。他认为，“办手续”只是一个托辞，崔哲之所以拒绝向老太太交出那笔钱，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他怀疑崔哲挪用了那笔钱。为了证实这种怀疑，他想了一个办法：主动邀请韩振东喝酒，并且尽可能使对方多喝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