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渐渐被缩短了，而白天被拉长。阳光变得刺目而灼热，道路两旁的树荫里，知了躲在某处又开始了鸣叫。起初是一两声，后来是三四声，接着，它们开始了无休无止的长鸣——让人焦躁不安的夏天到了。

出事了。这一次出事的是崔哲——我把这件事情理解为萧原所说的“还债”。

在说这件事之前，我要先告诉你另一件事情，那是在崔哲成为社会新闻部主任之前发生的。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来看，你会发现这就像是一个“巧合”，你还会理解我为什么说这是在“还债”。

如果你经常关心这份报纸的社会新闻版，你可能还记得“曹老头”的故事。在那个时候，这个老年男人的照片甚至登上了本报的头版。

“曹老头”是一个街道办事处的科级干部，当年55岁，有一个53岁的妻子和一个28岁的儿子。对于他的单位和家庭来说，让他出名的那件事是个丑闻——2002年8月的一个晚上，他在一家洗浴中心里嫖娼时遭遇了警察夜查。

他姓曹，但不叫老头（我估计不会有父母给孩子起这样一个名字）。在他没有被法庭定罪之前，为了避免侵犯他的权利，报道这件事的记者给他起了“曹老头”这个化名。后来一段时间里，这个名字从一个具体的人延伸到了一类人，报社记者们经常用它来指代那种年老的嫖客。

报道这件事的人就是崔哲，那时候他与我一样，还是社会新闻部的一个普通记者，但他已经表现出了对某些新闻价值的强烈嗅觉和紧追不舍的干劲。

这本来是一宗普通的卖淫嫖娼案，但“曹老头”后来受审却是因为过失致人重伤罪。

警察在法庭上说，在他们进入洗浴中心4楼的那间房夜查之前，“曹老头”刚刚把裤子脱下来，还没来得及进入那个四川女孩的身体就听到了外面警察查房的声音。他一下慌了神，随后撕开床单并且迅速把它结成了一条绳子，让那个女孩穿上睡衣从窗外顺着绳子爬下楼去。女孩照办了。

“曹老头”辩解说，用床单结绳是那个女孩的主意。他还说，女孩当时告诉他，她曾经用这种方式逃脱过一次警察的偷袭。但是，法官最后没有相信他的话。

无论是谁出的主意，那条仓猝之下结成的绳子并不结实。它在那个女孩爬到3楼时突然断开了，她掉到地上之后当即昏迷了。警察后来在法庭上宣读了她的伤情报告：高位截瘫。

尽管那个女孩从事的“职业”遭人鄙视，但她只有21岁。崔哲在报道中说，她成为一名“性工作者”是出于无奈，因为她要资助17岁正在上高中的弟弟上学，她希望他能考上大学。但她截瘫之后，不仅无法完成这个任务，连她自己的生活都不知道该如何继续。

这个故事很煽情，它使人们对那个女孩充满了同情心。另一方面，它还使“曹老头”成为千夫所指。在它见报当天，愤怒的人们纷纷给报社打电话谴责这个猥琐的老头。我在当时的新闻线索记录本上看到了一部分读者来电的内容：

一个40多岁的女人希望“曹老头”向那个女孩赔偿50万元，同时负担她的弟弟直到上完大学的全部费用。另一个脾气暴躁的女人希望法院判处“曹老头”死刑，她在电话里大声吼道：“这种人就应该直接拉出去毙了。”还有一个自称对法律很有研究的男人认为应该立法严惩公职人员嫖娼行为。

崔哲并没有放过这些声音。他在第二天的追踪报道里把它们都写了进去。另外，他好像突然间忘记了嫌疑人的权利——他认为那些愤怒的读者一定想要“曹老头”现出真身，而报社应该满足读者的这个愿望，因此，他建议头版责任编辑李麟把“曹老头”的照片登在头版。李麟照办了——那张未作任何处理的照片被当作向读者推荐的重要导读，放在了显著的位置。

在社会新闻版里，崔哲还建议另一名责任编辑林斌把他偷拍到的一张“曹老头”妻子的照片和那个四川女孩健康时的照片作为配图发表，林斌也这样做了。在那块版上，这两张图片被并排摆放在版面上端，一个满脸皱纹愁云密布，另一个容貌娇好春风拂面。尽管两个女人的眼睛上都作了技术性的遮挡，但人们还是能看清楚她们大致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