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法官看卷宗的习惯都不一样，有些人喜欢直接看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有一审卷的直接看内卷，这样比较容易掌握案情梗概和争议焦点，从而知道这个案子的关键在哪，做到心中有数；有人喜欢先看检察院的公诉卷，可以跳出局外评判检察院起诉的罪名是否成立，相对于自己分析案情要轻松一些。而我喜欢按照卷宗的顺序，从案发到现场勘察、侦查过程、搜集证据、抓捕、审讯、供述，一直到公诉，一本接一本看下去，这样就好像在看一个故事，有起因，有发展，有承接转折，情节的每一个发展都在预期之外，又在意料之中。在这个过程里，故事的主角展示出来的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犯罪，而是他的整个生活——他的童年、家庭、事业，他的喜怒哀乐、贪嗔妒怨。而我，只是一个静静的旁观者，从头到尾都在。虽然在最初的时候，他们绝不曾想到自己的秘密将被我窥视——包括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在最终，我要来评判这一切的是非对错，并决定他们的命运。这是我的工作，亦是我的使命。

由此我获得了一种成就感，是当你觉得你在做的事情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候才会获得的那种满足。

但是不久后我就发现，这样的成就感其实非常的狭隘。虽然我可以看到整个事情的由来和发展，旁观前因与后果，但是所有我能做的，也只是旁观而已。——也就是说，我什么也改变不了。我毕竟只能看到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没有机会身临其境，挺身而出，成为英雄，或者烈士。当我出现的时候，这场故事已经成为了一个案件，有编号，有档案，故事的主角们有的成了凶手，有的成了死者或被害人——一切已成定局。纵然我给出我的评价，也无法使时光倒流，起死回生。这个事实让曾为此自命不凡的我感觉非常沮丧。

有一次我对朱舜尧说：“我很惆怅，我觉得自己的能力太小了，本来想主宰的事情，最终发现根本不在我的掌握之内。”

朱舜尧沉思了一会，说：“你又被哪个姑娘甩了吗？”

由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可以跟兄弟聊美女，聊足球，聊政治，聊经济，聊明星，聊网游，聊房价，聊八卦……聊我们想聊的任何话题，但就是不能聊他妈的惆怅。

由此，我又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姑娘，特别是在我们惆怅的时候。姑娘，尤其是漂亮姑娘，她们能够抚平我们虚无缥缈的惆怅，让我们从不切实际的幻想中解脱出来，掉进另一个幻想中去。不幸的是，漂亮的姑娘们往往肩负着普度众生的重任，满足任何一个人的幻想都是对其他人的不公，于是她们往往在让我们掉进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中之后，转身而去抚平其他人的惆怅。这不禁让人更加惆怅得要绝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姑娘的作用如同毒品，越是漂亮的姑娘毒性也就越强。她们在让你忘却烦恼和惆怅的同时使你脱离现实，抛弃理性，沉溺在短暂的感官快感之中不能自拔。但快感终究是暂时的，换来的是无尽的空虚和落寞。

问题是，在如今这个恶劣的生存环境下，谁都需要这样的毒品来麻醉自己。我们都不能离开姑娘，所以我们的日子都过得如此的空虚和落寞。

邢勇案的卷宗里有20多本全是照片，我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头几本全是发现碎尸的现场，黑色的塑料垃圾袋，背景是河滩或者乱石岗，之后是打开袋子拍的照片，满眼肉色。有一张大照片上，一颗红色的人头赫然摆在桌面上，把我结结实实地吓了一跳。人脸已经面目全非，鼻子、耳朵、嘴唇被割掉，头发稀疏。因为被煮过，所以是暗红色，龇着两排牙齿，面目狰狞。

梁素梅的父母就是通过这颗红色的脑袋认出了自己的女儿。我实在不愿去想象他们当时的心情。

卷宗里有一张被害人生前的生活照。照片上的梁素梅很漂亮，身材高挑，站在一个不知名的公园的假山下面，笑容灿烂。才刚刚20岁啊，这个如花般的姑娘现在变成了这颗红色的令人作呕的东西和一千多片的碎肉，纵使我竭尽所能也不能挽救她。这让我的心一直像被揪着一样。

案件的侦破比预想的要简单得多。不难想象，凶手之所以费尽心思，将尸体细致切割又下锅煮熟，就是为了给侦破增加难度，企图逃脱制裁。而侦查工作也确实一度陷入了僵局。但就在警方因没有线索而一筹莫展的时候，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凶手自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