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帝国成形的过程中，东方的帝国同样有着腾飞的机遇。

日本的先驱者带领日本开始了极度痛苦的现代化进程，用一代人的时间将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封建王国变成一个全球性强国。

在清国中兴之路上，1868年任命的第一位外国官员赫德，显示了他对帝国的忠心。他将自己精心准备的一份改革方案起名为《局外旁观论》呈给皇帝，他以“旁观者”的身份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其中若干方案后来屡见于百日维新时的新政。当政者恭亲王亦认同这份方案“所陈内政外交各种利弊，无不谈言微中”。但他的作为仅限于将此方案传给各地方大员，谨慎研究。此后赫德屡次写就各种改革方案，均徒劳无功。1883年在自己的日记里他写道，“我现在不像过去那样为中国烦恼了……是因为我麻木不仁了？反正这条杀不死的巨龙会经受住一切的”。

曾纪泽，曾国藩的儿子，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作为清国第二任驻外大使。在1886卸任回国时写下了《中国先睡后醒论》，发表在伦敦的《亚洲季刊》上，将中国喻为“似入酣睡，固非垂毙”，称中国的富强运动意在自卫，一无军事扩张的企图，二无移民海外的必要，当务之急是“善处寄居海外之华民”、“重修和约以合堂堂中国之国体”。

他试图向外国说明中国的方向，但是在帝国的政局中，他只是一个执行者，远非一个决策者。但“睡狮”之说就此风靡一时，影响无远弗届。

西方的观察者中，对东亚国家的变化，既有欣喜又有担忧。英国公使阿礼国在其写回的报告中称：“对于变革和引进全面大规模改革这一问题，西方列强既寄予希望又怀有恐惧。这个问题无疑也与（中华）帝国及其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的命运相联系。现在必须作出决定，这个千疮百孔、老态龙钟的政治体制是否能经历一次复兴，获得一种新的适应近代要求和西方文明的生命力；或者它是否应该在一种解体的衰落的过程中逐渐地但彻底地毁灭，包括它在帝国内外的一切影响的清除。”

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则对此不以为然，他尖锐地指出：“在1894年4月这一时期，中国确实处于一种酣睡的状态中。它用并不继续存在的强大和威力的幻想来欺骗自己，事实上，它剩下的只是为数众多的人口，辽阔的疆土，沉重的负担，以及一个虚无缥缈的假设——假设它仍然是中心帝国，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像个麻风病人一样，极力避免同外国接触。当我能够更仔细地开始观察中国，并同总理衙门大臣们初次会谈，我惊讶地发现这个满汉帝国竟是如此蒙昧无知、傲慢无礼和与世隔绝，还粗暴地标出‘不要摸我’的警告！”

1894年12月13日《伦敦每日新闻》报道称：把大清国说成是被抑制了气息的睡兽、如果将她吵醒将会非常危险的说法是多么的流行。商人们担心她有可能节制一部分利益来源而礼让三分；列强们（除了日本和俄国）阿谀奉承的态度又养成了这个国家的人夜郎自大的感觉，并一天天持续和发展下去。

在观察者中，还有一位后来中国人无比熟悉的德国学者恩格斯。他在1894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洞见了这场战争的前因后果：“我认为，中日战争是把日本作为工具的俄国政府挑拨起来的。但是，不管这次战争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点是必不可免的：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制度将完全崩溃。在那里，同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过时的农业体系，是通过无情排斥一切干扰成分而人为地维持下来的。这种全盘排外的状况，已由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争而部分地打破了；这种状况必将由目前这场同亚洲人，即中国人最邻近的敌手的战争来彻底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