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代来临了。

日本人的历史观或许值得这一代中国人重新考量，他们并未将明治维新当做一个国家崛起的开始。在所有后来日本人的研究中，均将黑船来航事件当做是文明开化的开始。“恢复天皇、驱逐蛮夷”，最初的口号似乎仍有着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数千年的王朝历史中，中国历来视外国为“蛮夷”，日本也曾是其中之一。而日本似乎同样继承了这样的自大思想，他们视之为蛮夷者，自然也是西方人。但黑船事件过后，美国商人只用了几艘舰队就打掉了日本人的信心，日本人的屈辱感很快就演变成了传统的方式——向战胜自己的敌人学习！

截至今日，中国关于现代文明的开始仍遵循着旧有的说法，不正义的鸦片战争成为整个文明史的破坏点，而非新的起点。

而日本不仅开始向西方学习，他们也注意到了自己曾经学习过的榜样——中国，现在正处于灾难性的困境中。

1862年，派往上海的第一艘轮船被称为“千岁”号，所有乘客——包括幕府、长州、佐贺、尾张和大村的武士以及商人——都负有他们政治当局委托的使命，所以他们的旅行记载经过其他经上海前往欧洲的人员的记载补充后，就提供了关于中国沿海事态直接影响日本的重要的文献资料。

“清方连把守上海城门的兵力也不足，现在交给英法两国来守城门。”“城内书院成为英军营房，乱丢孔子画像，人影绝迹，其情可悲，令人不胜叹息。 ”土峰源藏在《清国海上见闻录》中如是说。

“考虑其如此衰弱的原因，乃在彼不知防夷于海外之道。证据为，彼不能造闯过万里波涛之军舰，不能造防敌数十里外之大炮等，彼国志士所译之《海国图志》等亦均绝版，徒然提倡僻见，因循苟且，空度岁月，不采取对策断然改变太平之心，不制造军舰大炮防敌于敌国之外，故由此而至于衰微也，因此，我日本如不欲蹈其覆辙，宜速造蒸汽船。”

倒藩时代的狂士，吉田松阴的学生高杉晋作在这一年就对中国的海军衰弱甚为叹息，他为日本开出的方略是“速造蒸汽船”。

剑桥晚清史的编著者们得出结论：日本人观察中国灾难后最重要的结果是决心不重蹈中国人的覆辙。

对大批日本人来说，停泊在上海港口的帆樯如林的外国船只令人信服地证明，要再继续搞闭关锁国的老一套是不可能的。西方人在布置上海防务时所表现的优越感和傲慢气焰以及中国人在对待西方人士时明显地流露出恐惧心理，同样给许多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许多日本人愈来愈相信，必须获取西洋武器以准备对抗西方。中国的沿海，特别是上海，还成了给幕府及其敌人提供武器与装备的贸易中心。中国沿海口岸的洋行（如怡和洋行）设在日本的分行（特别在长崎）为萨摩族、长州族和土佐族提供轮船和轻型武器。许多重要的中兴领袖——其中有高杉晋作、五代友厚和后藤象次郎——都直接在上海取得军用物资。

就是这些洋行，沿着同一条航线，把其中的一些人送往欧洲。伊藤、井上、森、五代和寺岛等人通过他们在上海短暂逗留时看到的五光十色的景象，第一次对西方有了感受。他们寄回本国的信件报告说，他们高兴地看到欧洲人开始把日本坚决的改革和中国时局的日益不稳定加以区别对待了。欧洲人对日本人的效率和中国人的不争气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因而使他们受到鼓舞。从很早的时期，人们开始在这些反应中看到一些苗头，即日本人希望与西方而不是与东方站在一起，希望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国家与伴随着“东方”一词而产生的无能和无效率的联想脱离关系。

几十年后，在1885年福泽谕吉的一篇论文中对这些希望作了经典式的阐述。他在撰写的一篇论述朝鲜改革失败和法国打败中国的后果的社论中，号召他的同胞们“同亚洲分道扬镳”。此后不久，外务相井上馨在一份备忘录中强调了这个论点，即主张日本除了建立“亚洲边上的西方式帝国”外，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所有这些论点都基于一个事实，即认为必须避免重复19世纪中国的灾难性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