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继畲逝后三年，郭嵩焘于1876年出使西洋，亲眼目睹了西方世界的实际情况，印证了《瀛寰志略》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描述，在给国内的信中感叹地说：

“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谋远虑加人一等者乎？”

郭嵩焘按照其时的积习，将旅欧时每天所写的日记稍作整理，定名为《使西纪程》，抄写一份，寄回总理衙门。这看起来有点像福泽谕吉的《西行记》，事实上也一点不逊色于前者。

应该说，郭嵩焘的情报工作搞得相当不错，或许是为了让更多的官员了解情况，当时的外交部总理衙门就此将书刻版付印。但是没想到还是有许多人跳出来痛心疾首地责骂此书败坏风气，其时户部一位名为李慈铭的官员声称“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此所为顽固派惯有的反应。

跳脚的自然并非李慈铭一个人，有清一代涌现出无数读书读傻了的清流们。于是噼里啪啦地一通奏折，光绪皇帝最后居然下令销毁书版（板）。

一本又一本的国家之书，不见于庙堂，不见于民间，只流落到若干精英人士手中，然后就此灰飞烟灭。一个本可以挽回的时代无可避免地以加速度的方式坠落了。

此后一年，曾纪泽游历国外归来，在香港写下了《中国先睡后醒论》，认为中国已经从睡梦中醒来。可惜的是，一两个人的醒来终究变化不成一个国家的醒来。

还要再等三年，梁启超入京会试，返程途经上海，才“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这部“注定要成为整整一代中国文人最重要的世界地图集”，此时已经出版了近半个世纪。

那些迟到的书和先进的人跌入历史的黑洞中，无言长叹。150年后，那些人成了古人，那些书成了古籍。有一个名为钟叔河的人将这些书收拢来，编著成《走向世界丛书》，居然立

刻洛阳纸贵，许多中国人是第一次看见这些书，那曾经沉寂过的文字居然又一次让年轻人们感受到“那个禁锢封闭时代的一股新鲜之风”。这些书从此改变了又一代人的命运和走向。

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还是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