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钱玄同之间最早出现裂痕，应该是1924年的事情。这一年的12月15日，鲁迅在《语丝》周刊第5期发表《我来说“持中”的真相》，其中写道：“风闻有我的老同学玄同其人者，往往背地里褒贬我，褒固无妨，而又有贬，则岂不可气呢？今天寻出漏洞，虽然与我无干，但也就来回敬一箭罢：报仇雪恨，《春秋》之义也。”8

1928年12月27日，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进一步表示了对于钱玄同等人的不满情绪：“玄同之话，亦不足当真者也；凤举玄同，以为然与否，亦不足注意者也。我近来脾气甚坏，《语丝》被禁于浙而毫不气，一大群人起而攻之而亦不气，盖坏而近于道矣。”9

鲁迅与钱玄同的正式绝交，是1929年5月25日的事情。这天深夜，正在北平探望母亲鲁瑞及妻子朱安的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书信中介绍了与钱玄同、顾颉刚的不期而遇：“我今天的出门，是为侍桁寻地方的，和幼渔接洽，已有头绪，访凤举未遇。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钱玄同，恶其噜苏，给碰了一个钉子，遂逡巡避去；少顷，则顾颉刚叩门而入，见我即踌蹰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出，状极可笑也。他此来是为觅饭碗而来的，志在燕大，但未必请他，因燕大颇想请我；闻又在钻营清华，倘罗家伦不走，或有希望也。”10

这段话出自《两地书》原信。1933年4月《两地书》由李小峰的北新书局以上海青光书局名义公开发行时，鲁迅以金立因的化名替代了钱玄同，以朱山根的化名替代了顾颉刚：“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少顷，则朱山根叩门而入，……”11

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中，对于当时的情景另有回忆：“从十五年秋天他上厦门直到现在，这十年之中，他与我绝无来往。十八年五月，他到北平来过一次，因幼渔的介绍，他于二十六日到孔德学校访隅卿（隅卿那时是孔德学校的校务主任），要看孔德学校收藏的旧小说。我也在隅卿那边谈天，看见他的名片还是‘周树人’三字，因笑问他：‘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我意谓其不用‘鲁迅’也。他说：‘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他所谓四个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吧。我那时喜效古法，缀‘号’于‘名’上，朋友们往往要开玩笑，说我改姓‘疑古’，其实我也没有这样四个字的名片。他自从说过这句话之后，就不再与我谈话了，我当时觉得有些古怪，就走了出去。”

对于鲁迅的一面之辞，钱玄同回应说：“后来看见他的《两地书》中说到这事，将钱玄同改为金立因，说，‘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第二四四页）。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做罪名，他所讨厌的大概是唠叨如故吧。不错，我是爱‘唠叨’的，从二年秋天我来到北平，至十五年秋天他离开北平，这十三年之中，我与他见面总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确很爱‘唠叨’，但那时他似乎并不讨厌，因为我固‘唠叨’，而他亦‘唠叨’也。不知何以到了十八年我‘唠叨如故’，他就要讨厌而‘默不与谈’。但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事，他既要讨厌，就让他讨厌吧。”

1929年6月25日，从北平回到上海的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再一次谈到钱玄同：“北京学界，我是竭力不去留心他。但略略一看，便知道比我出京时散漫，所争的都是微乎其微。……玄同之类的批评，不值一顾。他是自己不动，专责别人的人。”

同年7月21日，鲁迅又在致章廷谦信中对顾颉刚进行人身攻击：“我在北京孔德学校，鼻忽推门而入，前却者屡，终于退出，似已无吃官司之意。但乃父不知何名，似应研究，倘其字之本义是一个虫，则必无其人，但借此和疑古玄同辈联络感情者也。”

1930年2月22日，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干脆把钱玄同与顾颉刚捆在一起加以清算：“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至于鼻公，乃是必然的事，他不在厦门兴风，便在北平作浪，天生一副小娘脾气，磨了粉也不会改的。疑古亦此类，所以较可以情投意合。疑古和半农，还在北平逢人便即宣传，说我在上海发了疯，这和林语堂大约也有些关系。我在这里，已经收到几封学生给我的慰问信了。……语丝派的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是便变成黑暗了，一声不响，专用小玩意，来抖抖的把守饭碗。……贱胎们一定有贱脾气，不打是不满足的。今年我在《萌芽》上发表了一篇《我和〈语丝〉的始终》，便是赠与他们的还留情面的一棍，此外，大约有几个人还须特别打几棍，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