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鲁迅合作编选《北平笺谱》的郑振铎，收信之后大概是传播了这封书信中的意思，于是便引出台静农的来信询问。12月27日，鲁迅在致台静农信中解释说：“《北平笺谱》竟能卖尽，殊出意外，……印书小事，而郑君乃作如此风度，似少函养，……写序之事，传说与事实略有不符，郑君来函问托天行或容某（忘其名，能作简字），以谁为宜，我即答以不如托天行，因是相识之故。至于不得托金公执笔，亦诚有其事，但系指书签，盖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托以小事，能托延至一年半载不报，而其字实俗媚入骨，无足观，犯不着向悭吝人乞烂铅钱也。关于国家博士，我似未曾提起，因我未能料及此公亦能为人作书，惟平日颇嗤其摆架子，或郑君后来亦有所闻，因不复道耳。”

这里的“天行”指的是魏建功，“容某”即容庚，“国家博士”指刘半农。

1934年1月15日是周作人旧历五十大寿的日子，他不仅在八道湾家中设寿宴五席招待亲朋好友，而且专门写作了两首打油诗，先以《五十诞辰自咏稿》为题发表在当年2月的《现代》杂志4卷4期；然后又以《五秩自寿诗》为题刊登在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创刊号中。诗稿发表后，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蔡元培、沈兼士、钱玄同、胡适等人纷纷唱和，从而引起左翼文化界的鲁迅、胡风、廖沫沙等人的严重关注和强烈不满。

同年4月30日，鲁迅在致曹聚仁信中表态说：“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5月10日，鲁迅又在致台静农信中批评说：“北平诸公，真令人齿冷，或则媚上，或则取容，回忆五四时，殊有隔世之感。《人间世》我真不解何苦为此，大约未必能久，倘有被麻醉者，亦不足惜也。”

到了1935年5月20日，重病缠身的鲁迅采用“敖者”的署名，在《太白》半月刊2卷5期发表短文《死所》，其中再一次提到钱玄同：“今年，北平的马廉教授正在教书，骤然中风，在教室里逝去了，疑古玄同教授便从此不上课，怕步马廉教授的后尘。但死在教室里的教授，其实比死在家里的着实少。‘你还不怕，仍旧坐在家里吗？’”

“敖者”就是《铸剑》中以同归于尽的极端方式替少年眉间尺包办复仇的“黑色的人”宴之敖者，鲁迅在这篇文章中针对老朋友、老同学钱玄同所要表现的，正是《我来说“持中”的真相》中已经声明过的“报仇雪恨，《春秋》之义也”。

相比之下，胡适与钱玄同之间围绕着同一个话题，却留下了善意互动的一段佳话。

1926年9月12日是钱玄同的四十大寿，由于“三一八”惨案的爆发，北京政学两界的著名人士纷纷南下，钱玄同自然没有心情拿自己的四十大寿大做文章，远在国外的胡适也没有闲暇写作他的《手枪》诗。到了第二年，钱玄同在周作人、孙伏园等人的鼓动下，要在《语丝》周刊举办“成仁周年纪念”。1927年8月11日，胡适从上海给钱玄同写信，信中录入了“援笔陈词”的一首《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该死的钱玄同，怎会至今未死！/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可惜我不在场，不曾来监斩你。/今年忽然来信，要作“成仁纪念”。/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回家先挖一坑，好好睡在里面，/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草上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今年九月十二，到处念经拜忏，/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狱捣乱。”16

1930年12月4日，被免除教育部长职务的蒋梦麟，在蔡元培、胡适、傅斯年、丁文江等人的强力支持下调任北大校长。胡适随后也返回北平就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再一次与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等《新青年》同人成为北大同事。晚年钱玄同与胡适之间最为重要的合作，是1933年12月执笔书写由胡适为大青山抗日阵亡将士公墓撰稿的白话碑文《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墓碑》，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块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分段刻写的白话碑文，其中写道：“这里长眠的是二百零三个中国好男子！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