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在说，却没有人在听

我发现人的语言很奇怪，舌头可以在口腔不同的部位发出不同的声音，发展出复杂的、表意的行为工具。而且不同的语言系统，运用舌头的方式也不同。当我们在学习不同的语言时，就会发现自己原来所使用的舌头发音方式是有缺陷的，例如学法文时，很多人会觉得卷舌音发不出来，或者d和t、b和p的声音很难区别。

话说回来，使用汉语系统的人，舌头算是很灵活，尤其是和日本人比较时，你会发现他们的语言构造很简单，所以当他们学习外语时会觉得相当困难，很多音都发不出来。许多人大概都听过一个故事，五○年代日本驻联合国的大使，在会议上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番演讲。说完，台下有人说：“请问您是否可以找人翻译成英文？”这个日本大使很生气地回答：“我刚刚说的就是英文。”

听“不同的声音”和听“听不懂的声音”，都是相当有趣的事。什么是“听不懂的声音”？举例而言，你听不懂布依人的话，当你置身在布依人的祭仪中，听到所有人都在用布依语交谈时，你会发现你听到的不是语言，而是音乐，是一种有逻辑结构的声音，你会觉得很特别，甚至想用发出这种声音的方式去练习舌头的动作。

我在大龙峒长大，从小就有机会接触不同的语言，这里大部分的居民以闽南语为母语，但也有少数的客家人。我家附近还有一个眷村，眷村里的语言天南地北，有云南话、贵州话……每一家妈妈骂孩子的声音都不一样，当时我就觉得语言的世界真是精彩，虽然我听不懂。

第一次因为听不懂的语言感动，是在法国读书的时候。我在巴黎的南边租了一栋房子，是地铁的最后一站，下车后还要走一段路。房东是宁波人，开餐馆的。有一天，我听到房东的妈妈，一个宁波老太太，和一个法国人在说话，说话速度很快。我第一年到法国，法文说得结结巴巴，很惊讶老太太能如此流利地与人对话，可是仔细一听，原来她说的不是法文，是音调如同唱Do Re Mi的宁波话。

宁波老太太说宁波话，法国老太太说法文，两个人说了很久很久，没有任何冲突，没有任何误会——也没有机会误会，这是我第一次思考到，共同的语言是误会的开始。我们会和人吵架、觉得对方听不懂自己的心事，都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语言。

我的一个学生嫁给日本人，夫妻间的对话很有趣，主要的语言是英文，可是在对话中，也会夹杂着一点点的中文、一点点的日文；这一点点听不懂的语言，反而让他们的对话洋溢着幸福感。我突然觉得很羡慕，每天看到报纸新闻上的攻讦、批判、叫嚣……好像都是因为他们使用同一种语言，如果他们说着互相听不懂的话，也许会好一点。

很有趣的是，使用同一种语言为什么还会因为“听不懂”而产生误会？很多时候是因为“不想听”。当你预设立场对方一定会这么说的时候，你可能一开始就决定不听了，对方说再多，都无法进入你的耳里。现在很多call in节目就是如此，每个人都在说，却没有人在听，尽管他们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

这是一种语言的无奈吧！好像自己变成在荒野上一个喃喃自语的怪物。

谨言慎行的民族

从动物的舌头，到青铜器上的吐舌图像，再到听不懂的语言，酝酿出了这篇奇怪的小说《舌头考》。

这篇作品也牵涉苏联解体和现代中国处境等政治问题，同时我塑造了一个人物叫做吕湘，一个湖南的人类学者，借他来阐述从楚墓里挖出来的吐舌怪物以及我对语言的兴趣。

我在小说中杜撰了一个考古的发现：联合国文教组织里的一个考古小组在南美高地发现一具距今一千七百万年前的雌性生物遗骸。这具骸骨出土后，人类学家要断定它是动物、猿人或者人类；最大的区别就是人类的脊椎直立，偏偏这具遗骸的脊椎直立，又有一点点尾椎，有点像袋鼠后腿站立、用尾巴支撑身体的姿态。

这项发现在世界各地引起热烈的研究，包括一位来自波罗的海爱沙尼亚的人种学教授乌里兹别克，当他在芝加哥的学术讨论会上，以他左派的唯物史观认定这是一具人类最早的母性遗骸时，全场哗然。这个情况有点像《小王子》里，土耳其的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行星，但因为他在发表时穿着土耳其的传统服饰，太不符合学术界的规矩，所以没有人相信他。

我们会发现学术界里有一些外在的规矩，如同语言一般，流于一种形式，它不是检定你的创意、论证的正确性，而是一些外在架构。参加过论文口试的人就会知道，口试委员所关心的往往是论文的索引、参考资料，而不是论文中你最引以为豪的创意。这又是一种荒谬，一切都是很外在的，包括语言，变成一种外在的模式符号，其内在的本质完全被遗忘。

在《情欲孤独》里，我提到了儒家文化不鼓励孤独，而这个巨大的道统其实也不鼓励人们在语言上做精细修辞。孔子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他认为“仁”是生命里最善良、最崇高的道德，而一个语言太好、表情太丰富的人，通常是不仁的。孔子的这句话影响了整个民族，变成说话时少有表情、语言也比较木讷。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常受到的训诫：不能随便讲话。客人来时讲太多话，父母会认为有失身份，等客人走就要受处罚。但小孩子哪里知道什么是有身份的话，什么是没有身份的话？最后就变成了不讲话。

语言和文化习惯有很大的关联，在希腊文化中有修辞学、逻辑学（logos），后者更是希腊哲学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所以，你可以看到柏拉图的哲学就是《对话录》，即是语言的辩证。在西方，语言训练从小开始，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国会议员说话时，常常会让人觉得叹为观止，然后纳闷：“怎么搞的？我们的‘立法委员’怎么不会有这样的表现？”

相对的，孔子要求人的内在多于外在，如果有人讲话讲得很好听，就要进一步“观其行”，行为若不相符，他是无法接受的。

东西方对于语言的训练，没有绝对的好或不好，这是一个人如何去处理自己语言的问题。

忽视语言的儒家

春秋战国的九流十家并不是都否定语言的重要性。公孙龙、惠施的“名家”学派，说的就是希腊人的逻辑学（逻辑学其实可以翻译为“名家之学”，但我们现在用的是音译）。名家有所谓“白马非马”的逻辑辩证，可是如果现在有个人指着一匹白色的马告诉你：“这不是马”，你会觉得很不耐烦，但这就是语言学。从语言逻辑来看，白马和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你会觉得不耐烦，那么你就是很儒家。

“白马非马”探讨的是辞类的问题，在希腊文化里有严格的分别，然而在中国就变成了“巧言令色”。所以儒、道、墨、法等各家都有著述传世，名学却很难找到其经典，只有一些零散的篇章，如“白马非马”、“卵有毛”之类的寓言，都是名学学派发展出来对语言结构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