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反法

常识 作者:梁文道


反一项政策还是反一个国家

时间过得真快,再过几天就是美国“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1999年5月7日)九周年的日子了。想当年,也曾有群热血青年上街示威,在美国驻华使馆外慷慨激昂。那批年轻人现在在哪里呢?那位剃光了头,在顶门上画了炸弹标靶,人群中格外显眼的学生如今到了哪里?回首那段日子,这群热血过的年轻人不知又有何感想?九年以来,中国的年轻人经历过两次反美浪潮,一趟反日大游行,以及最近抵制家乐福的反法运动。或许将来的某一天,这些运动将会成为几代学子的集体记忆甚至身份界标,于是当大伙聚在一块初次见面的时候,不用自报年岁,只需说一句“我是反日那一拨的,你是反法的吧”,便知彼此长幼有序了。

也就是说,“反×”(“×”为某一个国家)成了九年间许多年轻人的共同背景。问题是,这是个什么样的共同背景?所谓“反×”指的又是什么?这两天,中央政府递出了橄榄枝,愿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会面;法国总统又派出了政坛元老拉法兰当媒人,前来中国修好。这一切和缓紧张局势的迹象正好能让我们有点呼吸的空间,好好问一些基本的问题。

现代民族主义的一大特色就是它无限扩展国家范围的能力,不只往日发生在现今国土范围内的历史是国史,所有的人民是国民,即使是大自然中与世无争的景观和物种也能一一纳入国家的范围,和民族拉上了神秘的联系。例如朝鲜的金刚山,它不单是座雄伟的高山,还“象征”了朝鲜人民的民族精神。又如四川的大熊猫,大家都知道它是“国宝”。从一个个的人直到花草鱼虫,莫不共享了一种人人皆能感受得到却又不容易解释得清的“国族精神”。这股超越个体的“国族精神”不只贯穿了一切,反过来,那些被其涵摄的个体也能随时代表“国族精神”的整体。这抽象的“国族精神”与无数个体之间的关系,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与多的状态。

所以当法国有人试图抢夺奥运火炬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自动觉得这不是一部分人的意见,而是准许这些事件发生的法国有错。当巴黎的市政府打算把“荣誉市民”的衔头颁发给达赖喇嘛时,这也不只是一个市政府的错,而是全法国人民的责任。当法国媒体非议中国政府的个别政策,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是法国与中国的全面对决了。

依照这样的逻辑,反法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结果。愤怒的网民们针对的不再是持某种政治主张的团体,也不再是一个城市的政府,更不再是几篇媒体的报道,而是整个法国和它所涵盖的一切。因为任何一个拥有法国国籍的人,任何一件来自法国的事物,都神秘地代表了法国。反对法国就是反对那些我们所不满的个体和单元,而反对那些个体与单元就是反对法国全体。

经过反美、反日、反法甚至是反韩的风潮洗礼,内地不少青年学到的就是这种一代表多、多代表一的民族主义逻辑。当然这绝非中国的独有产物,而是一种普世的现象。美国人和韩国人也会反过来以为海外侨胞和留学生就代表了全中国,看见部分情绪激动的留学生痛扁了自己的记者一顿,就觉得这是全体中国人要入侵国土了。只不过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短短九年间就已经历了数次“反×”运动。这些运动就像一种集体的社会仪式,参与者在其中通过言词和行动的反复操演,可以从实践中习得这种极度简化的思考方式与想象力,把个别的东西和意见迅速地无限上纲成玄而又玄的“国家”或者“民族”的代表。而且这还是一种必将反向操作的实践,也就是说,越是以这种方式看待对立面,就越会以同样的态度为自己寻根,尽量寻求和肯定属于自己国家的东西。再简单点讲,就是反对对手的所有,同时肯定自己的全部。

到了这个地步,所谓爱国就是要爱自己国家的一切。所以柏杨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有人为“死了一个汉奸”而鼓掌,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柏杨写过《丑陋的中国人》,说自己国家有问题的人,又怎能不是汉奸呢?

原题为“一即一切的民族主义逻辑”,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05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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