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的崛起

或许，过了2008年之后，中国将永远地被改变了。

2008年5月19日下午2点28分，十三亿人同时静默。我们上一次看到这种全国共哀的景象，已经是毛泽东逝世时的事了，不同的地方在于这回大家是为了最普通的百姓，如你如我的一般国民而哀。三分钟之后，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开始激动起来，没有组织，也不需组织地高喊：“四川挺住！中国加油！”他们挥着拳头，与电视机前的观众同时流泪。

纵然有一些仍待商榷检讨的细节，中国政府在救灾工作中展现的惊人能力得到了证明；虽然后来难免出现了救灾大于灾况的传统叙事手法，但中国媒体在报道灾难上的透明与开放到底是史无前例的。这两者加起来，换回的便是国人的空前团结，而这份团结也许是办十次奥运都得不到的。只要看过第一天全国哀悼日的场面，我们就知道中国政府已经在这一刻赢取了人民的认受，巩固了统治的合法性。

然而，那十多亿人的眼泪又不只代表了爱国的热情；更准确地说，那是爱国，但还不仅止于对在上位者的拥护，更是爱自己的同胞。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听过太多太多中国人丑陋的故事。经过传媒的报道，很多人几乎以为中国没有食品是安全的，没有商家是可信的，没有官员是不贪的。

这三十年来，人民的日子是比以前好了，可是大家又同时认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了，整个国家的精神空虚了。

突然之间，我们发现一个残疾人士用手爬行到募捐站前，要工作人员下来帮他捐款；备受漠视甚至歧视的河南“爱滋村”病患打电话给协助他们的志工说：“我们‘老艾’不能献自己的‘脏血’，我们只能捐钱。”他们想捐的数目是他们一整个月的收入。不要看少数财主的吝啬，也先别管某些靠煤矿致富的干部何其小器，要看这些最平凡也最被主流贱视的中国人。中国人，竟然如此可爱。

公民社会的建立需要“公民道德”（civic virtues），而公民道德的核心是信任。舍己救人的英勇故事，大家都已听得太多。这些故事最感人的地方，是它们呈现了一种集体的特征。与历年“感动中国”的人物评选不同，这里有的不是个案，而是集体。这种集体特征忽然让我们感到信任原来是存在的，孩子始终是可以交托给老师的，乡亲始终是可以看顾老人的。因为那些多得数不清的故事说明了，在危机来临的关头，你会守护我的姐妹兄弟；所以，我也将守护你的姐妹兄弟。

我不想太过夸大，但是四川震灾确实让大家有机会重新肯定自我，肯定群体的相互信任、相互协助，肯定自己的良知与能力。在公民道德的启发上，这场不能以悲剧二字去形容的悲剧，意外地起到了比任何官方推导的美德运动还要大的作用。探讨公民道德的典籍论著浩瀚繁多，其基本框架仍不脱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定下的格局。亚氏认为，一个理想的公民必须同时是好的统治者与好的被统治者。过往强调的守法守秩序其实只是在教人怎样做一个好的被统治者，这一回的震灾却让人领略到了自信自主的魅力；自信，正是好的统治者的必要条件。从这个角度看，那些聚集在广场上高叫“中国加油”的群众不单单是为政府所代表的中国加油，更是为自己构成的中国而加油。

国家固然展示了它的能力，武警、消防员和解放军的将士用命不畏艰苦固然叫人印象深刻，但是更不应该忘记无数志愿者的热心。坦白讲，那些没有专业技能未经充分准备就自己开车跑进灾区的人，有点傻也有点乱；不过他们却释放了很巨大的潜能。

可能有人会觉得，政府既然如此高效，又何必需要民间志愿人士和非政府组织的协助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在大型的灾害之中，争分夺秒，我们不能把筹码全押在一个巨型机构上。美国政府在新奥尔良风灾救援上的反应是很迟缓，但是它们还有许多民间团体和“沃尔玛”与“联邦快递”等商业机构，甚至比政府更快速地开入前线。

以民间团体为代表的公民社会最擅长的，还不是第一时间的救灾，而是灾后的重建。根据过往的国际经验，在灾区重建的过程里，大型的跨国非政府组织又不一定比地方上小型的草根团体有效。因为所谓的重建不只是房屋校舍等硬件上的建设，还是经济活动、心理健康与社会纽带的恢复，这一切都有赖于熟悉地方环境的民间力量。他们要重建的不是物质环境，更是包括物质环境在内的社群。举个简单的例子，政府现在可以迅速地为灾区搭建临时房屋，但这毕竟是临时的应急之作。长远地看，灾区人民还要和专业人士合作，找出一套符合特殊自然条件，又能谋取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方案。他们或许要考虑植被铺设和水土保持的关系，还要考虑能够建立在这种关系上的经济生活是什么。没有民间自主力量的参与，任何由上而下的外在方案恐怕都是不现实的。

可是中国民间组织长期以来面对着许多困难，比如说捐款。平常怀有善心的人或许很多，但是他们不大确定捐款的对象是否可信。一来，我们都知道以前类似“希望工程”中善款被挪用甚至被贪取的种种现象；二来，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一些半官方的民间团体架构臃肿，效率成疑。与此同时，其他纯民间团体的筹款又要面对犯法的威胁。再加上税务优惠等激励机制的欠缺，自然就形成了有心人欲助无门、有心团体欲行无财的困局。

在这次全国动员的救灾行动之中，有些乱象就是来自民间团体的不成熟。长期处于半地下状态的他们一时间筹募不到充分的资源，也不拥有一大批早经征集训练的志愿人员可以调动（在国际救援行动里面，大部分志愿者都是平时就登记在册，而且经过专门训练，一旦有事瞬即开拔），更没有成熟的协调机制让大家互通信息分配工作。

另一方面，政府和半官方的大型机构也适应不了这种新的发展。例如台湾的“慈济”义工抵达四川之后，当地政府人员就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类民间救援团队，只好按惯例请来宗教局的干部先接待一下这批佛教徒。再如“网易”公司向中国红十字总会捐出了500万元人民币，条件是要知道该笔款项的处置方式。本来这是现代社会的常规，但碍于既有方针，红十字会表示无法答应，于是“网易”只能转觅其他合作伙伴。

改革开放，是一个政府不断后退并且寻找自己新定位的历程。从前，中国是一个人民无所逃于天地间的“全能国家”，从个人私生活开始，直到经济活动与政治参与，皆在政府的领导规划之下。然后，政府开始逐步让出了市场这块领域，使得中国迈入前所未见的繁荣阶段。可是有时候它又退得太远太快，像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这些重要的民生范畴一下子陷入不是政府负责就是市场竞争的处境，于是有了过去十年的“左右”之争。每次看到这些争论，我都很想问“民间在哪里”。

温家宝总理亲临灾区，成为媒体的焦点之一，可是大家更应该看到由南至北自发起来的民间力量。这会不会是一个新时代的契机呢？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中国是不是也要开始培育“第三部门”的土壤呢？我希望这不幸的一年可以是改革开放历程的转折点，让人民变成自信自主的公民，让国家进入一个“强政府、大社会”的双赢时代。

原题为“来了吗？我们也来了”，刊于《明报·笔阵》2008年0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