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镜被称为大臣禅师是在鉴真死后第二年。晚年的鉴真已洞察道镜的势头。鉴真心知肚明的是僧侣仰仗朝廷的信任，进而干预国政的时代倾向，并非是道镜其人的野心。

鉴真对政治向来敬而远之，并非因为自己是外来者，而是出于王法与佛法不可混为一谈的信念。在故国女皇武则天君临天下的时代（鉴真十四岁出家之时，正处于武则天统治时期），怀义和法明等妖僧出入朝廷，扰乱朝政。鉴真亲身经历过这样的时局，所以更加了解其无法长久的命运。

不久之后，日本进入了僧侣干预朝政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终结不会来得太迟——正如鉴真的推断。僧侣干致大约持续了二十年。

当王法与佛法的混同招来世人憎恶的时候，将两者严格区分的鉴真一定会得到人们的赞誉。对唐招提寺来说，这正是振兴的好时机……

鉴真的预言变为现实，而且时间比他预想的还早了几年。在鉴真第十三回忌辰的时候，为拂拭朝中政治的“道镜色彩”，朝廷试图唤回人们心中对鉴真的记忆。

在这样的时势之下，一个能够振兴唐招提寺的强腕人物——《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记作“胡国人安如宝”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

关于如宝，我还要稍作赘述。

当金堂终于完成，唐招提寺即将开始一段新历程之时，朝廷决定把都城从奈良迁往平安京。那是延历十三年（794）的事。刚刚完成一桩大业的如宝，这时又有一份艰难的工作压在肩上。

平安京的佛教领袖是从唐朝修得密教归来的空海。如宝不愧是西域商人的后代，他擅长人际交往，政治手腕高超，自然而然地获得了空海的信任。从唐朝东渡而来的如宝与从唐朝学成归来的空海，两人之间一定有许多共同话题。

迁都后，奈良的唐招提寺有逐渐被朝廷淡忘的危险，如宝为加强与朝廷的联系，只有向空海寻求帮助。于是唐招提寺从朝廷受封了五十户施主。

在空海的诗文集《性灵集》中，收录有一篇表文（启奏朝廷的文书）

——《为大德如宝谢恩赐招提封户奉表》

这是当时佛教界的最高权威代唐招提寺的如宝起草的表文，实在非同寻常。文中写道

——如宝，随师远投圣朝，六十……

由此可知当时如宝已过八旬高龄。也许正因为高龄，不能亲自执笔，所以才请空海代笔。封户一事大概也是空海尽力的结果。

据记载，弘仁六年（815）正月，位至少僧都的“传灯大法师”如宝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四岁。自从如宝踏上日本的土地，已经过六十年的岁月，距师父鉴真逝去也已五十二年。

如宝经营唐招提寺达半个世纪之久。在一座曾经只有讲堂的寺院里，建起了金堂、经楼、钟楼以及宝塔。唐招提寺的三重塔本是朝廷于弘仁元年（810）建成的。

今天我们看到的唐招提寺，可以说几乎都由如宝创建。然而无论是谁，只要听到这个寺名，都会联想到鉴真，怀想他艰苦卓绝的旅程。而当年如宝与师父一道历尽艰险，师父去世后，他又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竭力完成了这座寺院的建设，这些事迹却鲜为人知。

如宝没有留下著作，对他的宗教思想体系，我们连只鳞片羽都无法得知。据《日本后纪》收录的传记，就“咒愿”而言，天下无人能与如宝匹敌。由此可见，如宝擅长念咒祈祷，应该是长于实践，而不是沉湎于思索的人。有人说佛教本是诞生于印度的思索式宗教，传到西域以后，开始带有实践色彩。长于实践，是否可以看成是一种西域的特质呢？

如宝能否算第一个来到日本的西域人？因对西域的定义不同，这个问题无法确切回答。如果把印度也算作西域的话，在鉴真一行之前一百多年，来自王舍城的一位名叫法道的僧人应该算作第一个。据说他在播州建立了法华山寺，但关于法道其人，却带有浓厚的传说色彩。

在《日本书纪》白雉五年（654）夏四月一项中，有如下记载

——吐火罗国之男二人、女二人、舍卫之女一人，被风流来日向。

齐明天皇三年（657）一项又有

——睹货逻国之男二人、女四人，漂泊筑紫。

“舍卫”无疑是指以“祗园精舍”闻名的舍卫城（塞特马赫特）。“吐火罗”与“睹货逻”可看做同一地，至于是否是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那个睹货逻，尚有诸多异议。

西域的睹货逻所指范围相当广阔，包括现在阿富汗北部至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一部分。根据玄奘的记述，睹货逻分为二十七国。

至于认为《日本书纪》里的睹货逻（吐火罗）不是西域国家的观点，其依据是，与海岸相距遥远的中亚人，不太可能出海漂流。东南亚有一个名叫北榄坡（Paknampho，泰国湄南河下游一带）的地方，或许就是在中国史书中以“堕和罗”等名字出现的国家。也有人主张说，这些男女来自更相近的九州吐噶喇列岛。

《日本书纪》成书之时，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已问世七十余年。对睹货逻这个用字有些奇特的国名，当时日本的读书人应该会有印象。因此两者混淆完全有可能发生。

然而玄奘所说的睹货逻国也位于中亚商业民族的地区，如果男子年满二十就到国外做生意的话，他们也有可能在海上漂流。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说孝德天皇时期、齐明天皇时期的漂流者不是西域人。

波斯不论是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人种和语言上，都与中亚紧密相连。中亚商人如果想做大买卖，应当都会以萨珊王朝统治下的波斯为目的地。正当这个时期，在阿拉伯兴起的伊斯兰势力开始进攻波斯。萨珊王朝被阿拉伯军团击败，灭亡于642年。巨大的王国灭亡之后，肯定会有大量亡命者出逃，他们应大多带着家眷。

《日本书纪》中所提到的睹货逻国人漂流，是萨珊王朝灭亡后十余年的事。当时正值拜火教徒被强制改宗为伊斯兰教的时期。

把漂流的西域人看做亡命者，也不应算是牵强附会吧？

鉴真第五次东渡失败之时，船漂流至海南岛，他们在那里目睹了波斯人的村落。海南岛的波斯人并非漂流而来的难民，他们遭遇海盗劫掠，被迫在那里充当奴隶。

在海南岛万安州照顾鉴真一行的那个名叫冯若芳的人，正是一名海盗头目。

《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有

——若芳，每年劫取波斯船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

文中提到，在南北三日、东西五日的路程中，一路上都是波斯人的村落。

遭海盗船劫掠的，应当只是交易船的一部分而已。想必大部分商船都平安抵达广州，并在完成交易后平安返回家乡。如果风险太大的话，海上贸易应该转向衰微才对。鉴真从海南岛前往桂林，又从桂林返回广州。关于广州，《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描写道

——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来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船深六七丈。

当时海上贸易正呈现一片兴盛景象。书中还写道，广州有三座婆罗门寺，寺中常驻着印度僧人。

驻留中国的印度僧人为数众多，来到日本的婆罗门僧正应该也算其中之一。婆罗门僧正即菩提仙那，他于天平八年（736）五月搭乘遣唐使船来到日本。大约比鉴真到达日本早十七年。

如前所述，婆罗门僧正在林邑搭救了遭遇海难的佛哲，并一同来到日本。当时奉朝廷之命前往难波津迎接的是行基。

婆罗门僧正一行抵达后，来到伏见山麓的菅原寺，那里是行基的寺院。主人设宴欢迎，宾主尽欢。佛哲长于音乐，兴之所至，便用筷子敲击碗盘唱起歌来。婆罗门僧正也通音曲，而且擅长舞蹈。两人高声唱起印度歌谣，载歌载舞。

就在附近菅原寺附近，住着一个奇人。

他的姓名与出身无人知晓，相貌也异于常人。奇人平时栖身于菅原寺后山，向来沉默不语。只是不时见他抬头仰望东方。

人们都以为这个乞丐是个哑巴。因为不知其姓名，于是称他为

——伏见翁。

因为无论怎么招呼他都不曾回应，所以也不需要姓名。

然而，这个伏见翁听到菅原寺传来的歌声以后，竟冒冒失失地冲进寺院的庭园。估计宴会是在面朝庭园的房间里大开着门户举行的。这个被众人当成是哑巴的男人忽然开口大声叫道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时候到了！

他当时说的应该是印度语吧。

就这样，伏见翁与婆罗门僧正和佛哲一起，尽情歌舞了一番。

这个常年沉默不语的奇人伏见翁一定是漂流至日本某处的印度人。从当时的文献记录来看，从事海上贸易的波斯商船比印度商船要多得多，所以才会在海南岛形成波斯村落。

虽然没有留下文献记录，我想那时一定还有第二、第三个西域人“伏见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