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古人已经探讨地图投影问题，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古人对地图投影、球面三角学和测绘技术的研究是基于悠久并且深奥的文化背景。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承天法地”、“天人合一”，即天、地、人三者相互和谐会营造出国家太平、风调雨顺、人生长寿的盛世。这种古朴的哲学思想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六千多年以前。在这种古老的哲学思想之中，最重要的理念是“天”。“地”和“人”都是天的附属物。中国古代各种哲学流派对“天”有着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虽各有特点，但大都将“天”人性化，并把它解释成为“天帝”或者诸多“天神”。唯有公元前5世纪的哲学家老子对于“天”的解释最为独特。老子在其著作《道德经》中写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老子这一论述的含义是：人应当遵守大地上的法则，这些法则来源于天上的规律，而天上所有的规律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老子的论述不仅将“天”视为自然形成的规律，并且明确地阐述了“天”、“地”、“人”三者的关系。

有关天地相通、人顺应于天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方面都产生过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医学、建筑、音乐、人文等无不与这种哲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六千年以前的伏羲氏是中国文献记载中最早的智者。相传他通过观察星象、地理、动植物创造出八卦图，以此反映出天的旨意。在伏羲氏八卦图的引导下，秦朝时期的方术阶层萌发出一种被称之为“图谶”的学术思潮。这种思潮以天人感应为核心，依据自然界出现的图形编造出预示天命的征兆。图谶之学对秦始皇影响很大，他发出的许多诏令都源于图谶，修筑万里长城就是其中之一。

公元前215年，一位方士带给秦始皇一份天书。此方士称，这份天书来源于海上出现的图形，其内容是“亡秦者胡也”。看到这份天书，秦始皇感到坐立不安，他认为这是天神发给他的一个忠告，天书中所说的“胡”指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为此秦始皇派出三十万大军北征匈奴，把匈奴逐出河套赶到阴山以北。为了防患于未然，秦始皇不惜血本，征用七十万劳工，历时数年，修建绵延万里的长城，以绝胡人亡秦之患。

公元前202年，刘邦创立汉朝。此后图谶之学逐渐盛行于世，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王莽、刘秀等人都曾利用图谶称帝。并且，他们取得政权以后，发诏颁命、施政用人也基于图谶。从公元5世纪初，图谶之学开始走向衰落，但到唐朝时期再次流行于世。

基于图谶之学，中国古代社会很早就流行一种“以象观道”的理念。这一理念认为，通过图形可以揣摩出天的旨意。《周易》有许多与“以象观道”理念相关的论述。《周易·系辞》载：“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此句的含义是：上天通过星象和地理形状将其旨意传达到人间，人类可以通过观察星象和地理形状的变化了解天意的变化。另外一些典籍也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比如《礼记》记曰：“地载物，天垂象取材于地，是以尊天而亲地。”此记述的含义是：大地承载有形之体，天通过地上的形状传达其旨意，知悉地上的形状就等于尊重天意。

《周易》讲究阴阳相济，天、地、人互动。在倡导“以象观道”的同时，《周易》还提倡国家君王应以祭祀天地的方式表达对天的敬意，并且通过祭祀祈祷上天继续辅佐他的国家、保佑他的人民。《礼记》也同样倡导，不仅要通过知悉大地上的形状来顺应天意，而且还要通过这些形状表达对天的敬意。基于这种理念，中国古代社会将地图视为一种神物，古人不仅在祭祀仪式中将地图作为祭祀品，而且还将地图作为殉葬品（在战国秦墓中出土的七幅《放马滩木板地图》和在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的《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就是一些例证）。

道教的符箓术是促进中国古代投影术发展的另外一个动因。

符箓术是一种使用奇怪的字符和自然界出现的图形祈求上天保佑、驱鬼镇邪的方术。符箓术的信仰者认为，这些字符和图形是天神的文字，是上天与人类交流的中介，人类通过这些字符和图形可以召神劾鬼、降妖镇魔、治病除灾。晋朝道士葛洪在《抱朴子》中写道：符箓是天上神仙创造的，均源于天文。3西晋时期的著作《太上洞渊神咒经》也载：符箓是一种玄妙的天书。

符箓术也是发源于图谶之学，道教创立后将其视为重要的方术之一。中国古人将地图用于祭祀的习俗与符箓术紧密相关。中国古人测绘天文图和地图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了符箓术。道教认为，星象图、云图和地域轮廓图都是天神的文字符号，在这些图形前面进行祈祷或实施法术可以将人的意愿转达给上天。

需求是发明之母。正是在迷信观念的引导下，中国古典投影术应运而生。为了在平面图纸上反映出天与地的球冠形状，并且通过天文图和地图与天、地之神勾通，古代天文学家、地图学家发明出投影绘图术。“以象观道”理论认为，河流、山脉、大陆、海洋都是天意在大地上的成像。因此，在描绘江河、山峰以及海岸轮廓线方面，中国古代地图学家精益求精。在他们的心目中，地图越精确、越接近实际地理状况，地图的神力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