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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江户时期，天明四年（1784），九州的志贺岛出土了刻有“汉委奴国王”五个字的金印，这是个有名的故事。《后汉书· 光武帝本纪》中说

——中元二年（57）春正月……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

光武帝之死是在次月。日本的使节到达朝鲜半岛的乐浪郡，被郡里的官员带到了洛阳。金印和后来的卑弥呼、邪马台国问题一样，自古以来就是研究和议论的对象。不管怎样，一世纪初，日本逐渐开始受到大陆文化影响是无可辩驳的。

光武帝作为东汉第一代皇帝，在位三十三年。在东汉约两百年间，始祖光武帝在位时间是最长的。光武帝享年六十三，在东汉所有皇帝中是最长寿的。二代明帝死于四十八岁，这是寿命第二长的皇帝。此后，东汉十一个皇帝中就没有超过四十岁的了。

在即位的年龄上，第一代光武帝和二代明帝都是三十岁即位，三代章帝是十九岁。不过，章帝之后的十个皇帝中，十一代的桓帝十五岁即位，算是最年长的。东汉的情形是幼帝接连登基，而大部分又早死，比较让人憋气。

被更始、赤眉蹂躏过的长安彻底荒废了。于是，东汉把洛阳定为国都。在选择长安还是洛阳作为国都的问题上，西汉高祖刘邦取得天下后就曾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论。与周围开阔的长安相比，洛阳被围在一个狭小的地方，因为这个理由，西汉最终确定长安为国都。应该说，长安适合扩张的时代，而洛阳则适合紧缩的时代。

按现在的话来讲，光武帝选择了“小政府”。先不说王莽的周制如何，西汉晚期的官僚机构就已经极其复杂，因此皇帝的权限受到了制约。光武帝也是希望通过精简政府，从而扩大皇帝的权限。不管是哪朝哪代，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都是皇帝必须具备优秀的领导能力。皇帝固然能轻易地把小政府掌握在手中，但同时以皇帝权威为后台的势力也很容易插手小政府事务。这种势力指的就是皇帝的私人助手——外戚和宦官。

学过历史的儒生光武帝对西汉的灭亡大为不满。历经二百多年，汉对大臣们恩宠有加，但行将灭亡时，抵抗的人士——按光武帝的看法——少得可怜。王莽长期谋划伪造圣天子传说，分阶段拔除廷臣，非常狡猾。然而大臣们完全被这些伎俩耍得团团转，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士人缺乏骨气——这是光武帝分析出的西汉灭亡原因之一。从汉武帝时开始，儒家被国教化，但渗透却是很久以后的事了，王莽巧妙利用了这一点。所以，光武帝打算强调儒家思想中的“君臣之义”，培养骨气之士，使之成为东汉王朝的栋梁。硬派的儒学自然就受到鼓励。沿承西汉惯例，朝廷让高官和地方长官推荐孝廉、贤良、方正之士，对骨气的注重程度超过对他们的学问和才能的重视。

比起西汉的华美，东汉是个朴素的时代，东汉人以此自豪。《汉书》的作者班固（32—92）的《两都赋》和张衡（78—139）的《二京赋》都展开了对长安和洛阳的比较。就像是注定了的，踏实风格的洛阳与虚浮的长安相比，总是处于胜者的位置。而对国都的比较，自然就是对时代的比较。

紧接着东汉之后的是三国时代。而三国归晋后，有个叫左思的文人创作了比较三国国都的《三都赋》。于是有个典故说，因为这是了不得的名文，人们争先恐后地买纸抄写，为此洛阳的纸价飞涨。畅销书被形容为“洛阳纸贵”即由来于此。

东汉的大发明以“纸”为最。此前普遍都是在木简和竹简上记录，只有极其重要的事情才被写在高价的帛上。除了体积过大的缺点，竹子的处理也很费人力，保存还需要场所，查询、参考也非常不便。而因了纸的发明，学问的普及是不言而喻的。纸的发明者据说是蔡伦。蔡伦虽是宦官，却是个有才能的人物。也有说法认为在蔡伦以前就已经有类似于纸的东西，他只是对此进行了改良。蔡伦以旧渔网、树皮、麻为原料造纸，根据记载，他将此献给和帝是在元兴二年（105）。不管此前究竟是否存在过不完整的纸，可以认为，为人类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纸是在大约二世纪初，在中国的东汉时代诞生的。

光武帝对军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废止了郡兵。这就正式废止了西汉的全民皆兵制，使中央军队直属于皇帝。这样一来，能够调动军队的就只有皇帝了。王莽晚期，赤眉绿林等动乱原因之一，就是各地都有在全民皆兵制下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兵。这是光武帝从自己生活的时代学到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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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因为故乡南阳和洛阳很近，所以时常回去。据说有一次，亲戚里的老太太们对他说

——文叔（光武帝的小名）小时不但很谨慎，人品忠厚好说话，而且又老实又柔顺，谁能想到他竟然做了皇帝！

光武帝没有故作豪放地去结交他人、增大自己实力，老太太们对此感到很惊奇。光武帝听到这番话后，笑道

——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这番话可在《后汉书》中看到。所谓柔道，通俗来讲就是不强求。不过既然做了皇帝，就必须施行政治。对军制的改革，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将军们不会抵制。可能是光武帝在付诸实施之前就做好了通气等准备工作。

在内政的改革中，光武帝屡屡下发解放奴隶的诏书。他从赤眉、绿林的经验教训中感受到，跌到最底层的人们是因为绝望而叛乱，所以决定尽可能地减少最底层奴隶的数量。解放奴隶在光武帝的思想中也是有根据的。此前杀害奴婢无罪，被视为小事一桩，而在建武十二年（35）的诏书中，他规定

——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

他多次下发解放奴隶的命令，不过也没有遇到什么抵制。大地主也是大奴隶主。只要上报自己已经把奴隶恢复成自由民，朝廷就不会追究此前一直强迫奴隶劳动的事情。解放了的奴隶很快恢复了自由身，但很难找到工作。

与此相对，建武十五年（39）的土地所有限制政策遭到了很大的抵制。因土地兼并日益加深，光武帝命令调查耕地和户籍。大地主因赋税重，基本上都只申报很少的数量。而绝大多数既非大地主亦非豪强的农民中，佃户占了很大一部分。他们根本交不起税金，但调查开始后就不得不纳税。为此，各地造反又起。

光武帝巧妙地平定了造反。五个造反者只要杀了一个造反者，就不再被问罪。以此来达到使造反团伙内部分裂的目的。另外，造反发生地的地方官吏不被追究责任。王莽晚期的造反浪潮中，地方官因被问责而走投无路，连他们都加入了造反一方，这种例子并不鲜见。被认定是勾结豪强、申报作假的十几个高官受到了处分，于是造反基本就结束了。

此后光武帝再也没有进行土地强制调查。这是为了避免触发问题的诱因，是以所谓柔道施行政治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