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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虽然再度统一，然而经过长期动乱，如前所述，人口锐减。不仅是战争，饥荒也导致大量死亡。还有更多人死于疫病流行。

东汉末，因是骨气之士而扬名的陈寔之孙陈群仕奉魏明帝，此时已有宫殿营造计划，但他还是上书反对，其中有一段说

——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

说到汉文帝、景帝时代，是公元前179年到前141年这段时间，比魏明帝时代约早四百年。秦始皇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汉继承了秦朝制度。陈群是在说现在的人口只相当于那时的一郡。虽然一郡指的是大一点的郡，但也可以概算出人口减少到了原来的三十分之一。

吴降晋时，有文献认为全国人口为八百万。再度统一后中国的实际状况是地广人稀。一般认为，之前鼎立时代因是竞争期，所以数量本来就少的人民被当权者任意驱使。不管是吴的屯田制，还是魏南下之际的开垦，或者是蜀的西南夷政策，所有这些都是在尽可能地激发人民之力。民众疲惫不堪，想借助叫做太平道或五斗米道的道教系信仰来逃脱苦海。道教过于现世性，于是不难想象，旨在拯救人类灵魂的佛教传入后马上就扩散开来。

关于佛教的传入有各种说法，不过在东汉明帝时，也就是一世纪中叶，佛教已经传到中国，在洛阳建起了白马寺。尽管如此，这不过是源于楚王刘英等皇族和贵族赶时髦的东西，只是贸易往来的西域人的信仰。在动乱时代，很多人失去了家庭，亲眼目睹了亲人的不幸，开始有了拯救灵魂的念头。可以说，佛教在这个时期俘获中国人的心是必然的。

史书记载，晋吞并吴并统一天下的时候，被称为“竹林七贤”的几个人醉心于清谈。所谓清谈是一种哲学性质的讨论，老庄思想极为浓厚。不过，一般也认为这种虚无思想中多多少少呈现出了佛教的影子。

清谈远离现世。从魏到晋，政治局势很复杂，倘若政治上一着不慎，就关乎性命不保。为了保身，不少人转而逃避政治，转向清谈。我们觉得如果他们入了竹林，完全不谈政治相关的事情，起码性命无忧。然而竹林七贤中因政治被处死的就有好几个人。

晋朝的统一是建立在精神和政治的不安定之上的。紧接在统一之后就发生了所谓八王之乱，这是皇族内的权力斗争。八王之乱开始于301年，也是分裂的开端。吴国投降、天下统一是在280年，所以实际上三国统一充其量不过二十年。短暂的统一过后，转眼之间就开始了分裂。

这个时代里，北方发生了民族大移动这一很大的外部要因，再加上像八王之乱的内部问题，可以说内忧外患招致了分裂。

与西汉相比，东汉属于弱势政权。即便是后来鼎立时代的东汉政权，也是无能。不过，东汉却没有受到西汉所苦恼的匈奴威胁。原因是匈奴分裂了。匈奴的日遂王向东汉投降，被允许居住在长城以南，因而这一人群被称为南匈奴。献帝由长安东归时，担任护卫任务的就是白波军和这支南匈奴军。正史中有所记载，但小说《三国演义》将此排除，实属不公。可能是因为对一般人来说，汉帝受到匈奴援助并不光彩，于是小说作家就将此事删除了吧。

东汉打算利用臣服的南匈奴压制北匈奴。北匈奴除了受到来自南方同族的压迫外，再加上鲜卑族所施加的强大压力，逐渐西移，至少在中国史上销声匿迹了。

欧洲史上的“民族大移动”，指的是375年日耳曼系的哥特人袭击罗马帝国的事件。然而哥特族并非自愿，而是被来自东方的强大力量推过来的。这就是所谓连环撞击现象。哥特人之所以迁移，是因为受到来自东方的匈人驱赶。许多人都认为，此匈人正是从中国史上消失的北匈奴人。

匈奴（Hsiung.Nu）和匈人（Hun）同族论于1756年由德经（J.Deg-uignes，1721—1800）提出，近年的考古学研究也在对此加以印证。匈牙利和芬兰的国名和Huns有关，无需多说。

那么“匈奴”究竟是什么就成了一个问题，没办法简单地说清楚。《史记》中匈奴屡屡登台，也屡屡触及其风俗习惯，却一次也没提到其人种上的特征。不止《史记》，《后汉书》、《三国志》也是如此，所以这可能是中国史书的特点。按照匈奴人的风俗，父亲死后，儿子将除生母以外的父亲妻妾纳为己有，这在儒教的观点中是极为野蛮的。然而，在经常迁移的游牧生活中，需要有人担负起照顾女孩的责任，所以就产生了上面的风俗。《三国志》中提到日本（通称《魏志·倭人传》）时，也介绍了各种风习，比如擅长潜海，喜好酒，比较性情，有文身等，却也没有提及人种的身体特征。开始提到不同民族身体特征，则是《晋书》以后的事情了。

中国人对人种的身体特征不感到好奇么？我的解释是，中国自古以来，在中原周边就是多民族杂居，所以并没有特别对此感到稀奇。连推翻殷的周也只是记述说是赤发部族。比起天天能看到的不同身体特征，古代中国人对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不同之处更感兴趣。

关于匈奴的源流演变有多种学说，如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的土耳其说，施密特（Schmidt）的蒙古说，白鸟库吉的蒙古族+通古斯说等。其中我想关注的是拉克伯里（T. Lacouperie）的说法。此人的中国文明西方起源说太过于牵强，但他提出的匈奴并非种族名而是政治团体名的说法，虽然出人意料，但我认为这不是单凭拍脑门就能否定的。

从亚洲到俄罗斯的草原，蒙古、土耳其、伊朗、通古斯、斯基泰等许多种族在此过着游牧生活。游牧中为了防范敌人袭击和掠夺，保卫日常生活，他们实行集团制并武装了起来。因受限于牧草地，大集团不适合游牧，所以可能采取了中小集团互相联系的形式。不一定就得是同种族。于是多种族联合就成立了。特别是当杰出的领导者出现后，各族为寻求游牧生活的安全，超越了种族之分，进入那个人的保护伞之下。可以把拉克伯里的“政治团体说”解释成这个意思。

冒顿单于、成吉思汗、帖木儿等时代，草原上突如其来地出现了游牧民的世界帝国。他们的崛起是一眨眼的事情，但崩溃也很快，不知不觉就完全消失了。一般认为有个主干种族可能拥有优秀的领导人，同时还有很多其他游牧种族也会参入进来。如果没有了优秀的领导人，联合体的消散就在情理之中。

如果看史书中对匈奴的记述，可以发现有五千左右人口的“部”，其下还有小型帐篷群，被称为“落”。中国古文献中的所谓“部落”，可以肯定地讲，就出自于对游牧民族的记述中。部不是最大的单位，还有部的联合体，这取决于领导者的资质，既有把它做大做强并管束住的，也有被迫解体的。

在中国统一终于完成之际，可以发现草原各民族之间有了新动向。一般认为是这种连环相撞，促生了欧洲的民族大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