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碑”与“南帖”

一般书法论述也习惯把“碑学”与北朝连在一起，称为“北碑”。以二王为主的“帖学”，自然就被认为是流行于南朝文人间的“南帖”。

“北碑”、“南帖”的说法沿袭已久，大家都习以为常，其实却可能是一种太过粗略的笼统分法，容易造成很多误解。

“碑”还原到原始意义，还是指石碑上用刀刻出来的文字。这些石碑文字，最初虽然也用毛笔书写，但是一旦交到刻工手上，负责石刻的工匠难免会有刀刻的技法介入，改变了原来毛笔书写的线条美感。

北朝著名的“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许多线条的性格不是毛笔容易做出来的，很显然是石匠在刀刻的过程中，表现了刀法的利落、明快、刚硬。“龙门二十品”许多是墓葬祭祀刻在佛像周边的记事文字，很多是社会底层百姓的制作，文化层次不高，书写者不一定是有名的书法家。因此，负责刻石的工匠更有机会照自己的意思去改变字体，改变笔法为刀法，甚至改变原有书写的字形，也偶尔出现别字错字，却开创了一种与文人书写分道扬镳的书法美学。他们原是无心插柳，后代书法家为了制衡文人书法的甜媚，反而从这些朴拙的民间书法中得到了灵感。

因此，“碑”与“帖”的问题，或许并不只是北朝书法与南朝书风的差别。

清代金石派大力赞扬的“爨宝子”、“爨龙颜”两块石碑，属于晋人书法，石刻的地点在云南，并不属于北方，一概称为“北碑”就失之笼统。

一九六五年在南京出土的“王兴之夫妇墓志”、“王闽之墓志”石刻，刻于东晋咸康到永和年间，永和九年（三五三年）正是王羲之写“兰亭序”的一年。

王兴之、王闽之也是王氏南渡家族中的精英文人，但是从墓志石碑的字体来看，却完全与“兰亭”不同，与王羲之书风不同，与“南帖”的所有字体都不相同。

这块王家在南方出土的墓志，引发学术上极大争辩，当时中国古史方面的权威人物郭沫若就据此写了否定“兰亭序”的论述，认定“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从文章到书法都是伪造的。

郭沫若的说法惊世骇俗，但是把同样年代的“王兴之夫妇墓志”和“兰亭序”放在一起排比，的确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字体与书法风格。

“王兴之夫妇墓志”书体不像“南帖”，却更接近“北碑”，字体方正，保持部分汉代隶书的趣味，却已经向楷书过渡，拙朴刚健，点捺用笔都明显介入了刻工的刀法。

“王兴之夫妇墓志”的书法不一定能够否定王羲之“兰亭序”的存在，却使我们思考到：同一时代、同一地区、甚至同一家族，书法表现如此不同的原因。

纸帛的使用

我们叙述过汉代隶书水平线条与竹简、木简材质的关系，抵抗竹简垂直纤维的毛笔会加重横向线条的用笔，最终形成隶书里漂亮的“波磔”。

三国魏晋是竹简书写过渡为纸帛书写的重要年代，楼兰出土的魏晋文物里虽然还有竹简木简，但是许多纸书文件的发现，说明“纸”与“帛”已大量取代前一阶段笨重的竹简木简。“纸”与“帛”开始成为汉字书写的新载体，成为汉字书写全新的主流。

笔、墨、纸、砚成为“文房四宝”，如果在汉代，是无法成立的。因为汉代始终以竹简书写为主，纸的使用微乎其微。

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与汉字建立长达近一千七百多年的关系，关键的时刻也在魏晋，王羲之正是“纸”“帛”书写到了成熟时期的代表性人物。

收藏在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楼兰晋人李柏的“纸书”信札，是值得拿来与王羲之传世书帖一起比较的。出土于西北边陲的书风，竟然与南方王羲之书法如此雷同，从文体到字体都使人想到王羲之的“姨母帖”。

因此，魏晋“书帖”关键还是要回到“纸”“帛”的大量使用。毛笔在“纸”“帛”一类纤细材质上的书写，增加了汉字线条“行走”、“流动”、“速度”的表现，汉字在以“纸”“帛”书写的晋代文人手中流动飞扬婉转，或“行”或“草”，潇洒飘逸，创造了汉字崭新的行草美学。

同时间，民间的墓志、刻石并没有立刻受到文人行草书风的影响，即使像王兴之、王闽之这样南方文人家族的墓志，因为是刻石，还是沿用了“碑”的字体，并没有使用“帖”的行草书风。因为很明显地，“帖”的原本意思就是文人写在“纸”“巾”上的书信文体与字体。

“碑”是石刻，“帖”是纸帛，还原到材料，汉字书法史上争论不休的“碑学”与“帖学”，或许可以有另一角度的转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