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罗森鲍姆Jonathan Rosenbaum：美国著名影评人，生于1943年，1987至2008年担任《芝加哥读者》首席影评人，并且是《电影手册》和《电影评论》等权威期刊的撰稿人。多年来，大力向美国观众推介和研究外国电影和较冷僻的电影。戈达尔认为他是詹姆斯·阿吉的继任者和当代的安德烈·巴赞。——编注

一

 “中国人并不认为过去的事物有多重要，”大概十年前，张曼玉在接受一本法国杂志采访时说，“不管那是电影、遗产，甚至衣服或家具。在亚洲，没有任何东西会被保存，恋旧被认为是愚蠢和反常的。”（Les Inrockuptibles，1999年12月1日）

饶有趣味的是，至少对于我而言，这一说法解释了为何那么多最重要的中国电影关注历史的发现，它们代表了打捞某段失落过往的各种尝试。在此，我仅列十二部我最喜爱的中国电影，它们都显现出上述特征：费穆的《小城之春》（1948），侯孝贤的《悲情城市》（1989）和《戏梦人生》（1993），王家卫的《阿飞正传》（1990）和《花样年华》（2000），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关锦鹏的《阮玲玉》（1992），田壮壮的《蓝风筝》（1993），李少红的《红粉》（1994），贾樟柯的《站台》（2000）、《三峡好人》（2006）和《二十四城记》（2008）。恰如我一篇作于2001年的文章的标题——描述的是《阮玲玉》——这有点像是“在流沙中建筑历史”（Building History in Quicksand）。甚至其他许多我所钟爱的中国电影，即便它们沉潜于当下，在当下的所有现代性中观照这个当下，例如侯孝贤的《南国再见，南国》（1996）、陈可辛的《甜蜜蜜》（1996）、贾樟柯的《世界》（2004），也许都可被视为历史地看待当下的野心之作。

张曼玉的说法也可用于描绘很多美国人的偏失，尽管它较不适用于对于詹姆斯·纳雷摩尔和我所成长的地方：美国南方。自从在南北战争（1861—1865）——这是迄今为止，我们国家所承受的最具创伤性的文化危机（部分是因为它结束了奴隶制），有两部最著名的美国电影都对此做了描绘，它们是《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和《飘》（Gone With the Wind，1939）——中战败，南方人便经常对那个被假想存在于战前的神话般的黄金时代抱有一种渴望的怀旧之情。但是，我们也可以争辩，怀念一个想象的过去也是一种贬低历史的方式。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值钱的资本主义工具，让某些产品得以贩卖和再次贩卖，对于一个渴望历史又深深怀疑历史的当下来说，更是如此。

黑色电影与过去之间便存在着能够反映这种矛盾心态的复杂而暧昧的关系，就我所知，纳雷摩尔是迄今为止最出色地描述这一现象并帮助我们理解它的批评家和历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他开始于一个悖论：今天的美国，几乎任何一个步入音像店的人都知道“黑色电影”是什么，而当初那些美国观众见到这类好莱坞经典——全都制作于1940和1950年代——时，他们并没听说或知道这个术语。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某些方面，今日对黑色电影的喜好乃是出于对一个从未存在的过去的怀念——至少，那个过去并不以我们现在所理解它的方式而存在着。

二

吉姆·纳雷摩尔和我已经是有二十多年交情的老朋友了，我怀疑我们的趣味和爱好如此相投是因为我们都倾向于至少部分地把电影看做文学的一个分支——我们的学术背景和阅读习惯的一个反映。我认为本书成为有关黑色电影的最佳著作，正是同这一背景相关，因为，正如纳雷摩尔自己在第一章中较详细地阐释的，连“黑色”（noir）这个术语都具有文学内涵：这个术语部分地受到法国出版商伽利玛（Gallimard）的“黑色小说系列”（Série noire）——这是一个黑皮平装犯罪小说系列，1945年由一位具有超现实主义背景的编辑马塞尔·迪阿梅尔(Marcel Duhamel)创立（据法文版在线维基百科，命名者是更有名的法国超现实主义者、作家雅克·普雷韦［Jacques Prévert］——同年他为著名电影《天堂的孩子》［Les Enfants du Paradis］写了剧本）——的激发，并与后者呼应。甚至早在1930年代晚期，法国的作者们就已用“黑色电影”这个术语称呼《逃犯贝贝》（Pépé le Moko，1936）、《北方旅店》（Htel du Nord，1938）和《天色破晓》（Le jour se lève，1939）这样的法国氛围电影，这个术语成为普遍用语还是要拜一个书系所赐，它专注于把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大卫·古迪斯(David Goodis)、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埃德·麦克贝恩（Ed McBain）、霍勒斯·麦科伊(Horace McCoy)和吉姆·汤普森（Jim Thompson）这类美国作家的作品翻译成法文，他们的很多作品在当时已经（或将）被改编成电影。（使这一谱系更复杂的是，根据维基百科，在1949年，迪阿梅尔还在伽利玛开创了另一书系“Série Blême”——字面的意思是“灰白系列”［pale series］，封套是绿皮，而非黑皮——专注于悬疑小说；他们出的第一本书是译成法语的《我嫁了一个死人》［I Married a Dead Man］，作者威廉·艾里什［William Irish］，这其实是康奈尔·伍尔里奇［Cornell Woolrich］的笔名，正是此人创作了许多著名黑色电影的原著小说，诸如《豹人》［The Leopard Man］、《幻影女郎》［Phantom Lady］和《窗》［The Window］，还有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惊悚片《后窗》［Rear Window］。）

有必要补充的是，电影和文学间的联系，和黑色电影这个例子所展现的那样，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法国传统，并开花结果于新浪潮（Nouvelle Vague）——这在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筋疲力尽》（ Bout de Souffle，1960）和《阿尔法城》（Alphaville，1965，这是一部杂糅黑色电影与科幻片的作品），以及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cois Truffaut）的《枪击钢琴师》（Tirez sur le Pianiste，1960，根据大卫·古迪斯的小说改编）和《黑衣新娘》（La mariée était en noir，1968，根据威廉·艾里什的小说改编）这样的作品中体现得最明显。三十多年后，在戈达尔和安妮-玛丽·米耶维尔（AnneMarie Miéville）的《法国电影的两个五十年》（2×50 ans du cinéma franais，1995）中，他们在电影的结尾动容地致敬法国电影批评——对这个术语的使用宽泛到不仅包含先驱，也包含诗人、艺术批评家和电影人-理论家——他们列出了十五人的名单，从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一直到塞尔日·达内（Serge Daney，1944—1992），每人都附以一幅肖像画，一页文本，并由米耶维尔或戈达尔以画外音大声朗诵其中的一个简短段落。而同样的定位在达内去世前不久创立的电影杂志《交通》（Trafic）中也显而易见，吉姆和我都为这份杂志撰过稿（吉姆那篇写的是经典黑色电影《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正合杂志之意，他也在《黑色电影》中深入讨论了这部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