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大学还没毕业就来到北京了,毕业证是同学帮他邮寄到北京来的。
他觉得北京只是自己的一个过渡和跳板,他给自己最明确的定位是大学生村官。
他觉得住在小月河让他脸上无光,在那里他不想邀请任何人去他的住处。
他在大二时设计了“江西学生消费卡”,一边向周边学校推广一边心里默念:我这就是在欺骗人。
他曾经被同学骗到淮南做传销,四天后他和同伴成功逃脱,同时又为那些父母前来跪求都不愿离开的人们感到悲哀。
他喜欢在表达观点时加上“非常”“绝对”“完全”等词语,并且加重语气提高声调。
他觉得在自己成功之后,他一定要找人给自己写传记。“我非常希望自己某一天能够像马云和刘永好那样。”
他就是刘柏,一个在各方面都追求非主流的大学毕业生。
2009年1月18日清晨五点,还有两天就满23岁的刘柏终于回家了。
来北京刚满7个月,这是他第三次打算回家。和前两次身无分文选择流泪放弃不一样,他这次是充满信心的,觉得自己正在朝那个“明确的定位”前进。
他希望并坚信这一次能够成功。曾经的创业挫败和被骗传销给他留下太多的成长痕迹。
1. 总是静不下心来认真工作
刘柏认为自己做事情从来都是心不在焉的,可能大脑想着这件事,小脑想着那件事。
但他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反倒还引以为豪。
即使是在北京打拼,刘柏的档案也放在家里,户口则随身塞在包里。他认为那些东西对自己来说意义不大:“没那东西了,我还是我。”
但他知道这是被逼的想法。自己想把这些东西给一个买家,但是又能给谁呢。放在包里反而怕弄丢了。虽说自己表面上没太在意,但其实还是挺担心的。“比如毕业证,这可是到时候给儿子证明父亲当年还是读过大学用的。”
2008年6月,大学尚未毕业的刘柏来到了北京。他本以为这座城市里满是机遇,来了之后才觉得这里“即使是金子也可能发不了光”。在投了“上千份”简历后,面试机会纷至沓来。但让刘柏郁闷的是,这些单位要么是些皮包公司,要么就是做代理。在那些躺在宿舍床上等待面试通知的日子里,他感觉整个人生都要荒废了。
在北京的7个月里,刘柏的三份工作做了4个月。第一个是做网络域名的,第二个是卖机器人的,第三个是销售礼品的。这三份工作差异很大,只有礼品销售才是刘柏的本行。
可是这三份工作没有一个让刘柏顺心的。最让他怄气的是那些销售经理们的工作方式。“那些领导根本不放权,我怎么往上爬啊。”
最终,自己做的网站不能被老总认可,自己设定的机器人销售试点方案没能被老总采纳,唯一一个和自己专业沾边的礼品销售,因为金融危机而市场收缩,自己不得不成了企业裁人的牺牲品。
但刘柏说即使公司不把自己裁掉,他也不会继续干下去。因为,他知道他心中老是装着那件事。
2. 为了做村官,我要回乡创业
“我给了自己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位。”刘柏家在山东农村,当地经济发展得不错。刘柏对家乡的未来很有信心,他觉得自己要趁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东风,做一个大学生村官。
为此,刘柏给自己的村子设定了一个“小小的理想规划”,从经济到教育,从环保到文化,刘柏觉得他们村就应该按照他的想象来发展。他很自信,因为自己“对村子非常了解,对各方面都有十足的把握”。
刘柏的合作伙伴是他的高中同学,比他小半岁,在青岛理工大学学习国际贸易,2009年夏天即将毕业。他们想通过回收废旧轮胎和塑料炼柴油和汽油。因为这样比较环保,而他们又是大学生,工商和税务部门能够免征他们三年的税。
二人分工明确:朋友在家里筹集资金,忙着和镇长洽谈招商引资事项;刘柏则在北京看机器。他看中了一套二十万的,据说还是中科院的环保新产品。他认为这是他们和镇里原来炼油厂的最大不同,因为后者在他看来用的都是土炉,不但效率低下,而且污染严重,肯定会被淘汰掉。
刘柏说现在项目有了,市场打开了,他们的想法也成熟了,缺的就是资金了。国家为了鼓励大学生创业,近期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措施,包括提供贷款。刘柏对这些信息非常熟悉,但他并不准备贷款,他觉得那样很麻烦。
“事实和电视上所说的差距很大。我一想到还有一些报告和审批程序就烦。我觉得,这些总是要靠社会关系来打通的。”
还是姐夫投的一百万解了围。可是这个项目已经开展两个多月了,刘柏还没把这事儿告诉父母。这次回家刘柏首先要做的就是说服父母支持自己,但他觉得说服父母不会很费力。刘柏上面有两个姐姐,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儿,也是最小的孩子,父母一向非常疼爱他。父母从来对自己要求都不高,只希望自己平平安安过日子。
想着这些,刘柏那些来自职场的失意感便荡然无存。他始终都能够在“创业”这个词上找到兴奋点。还在读大二时,刘柏便有一次创业经历。
3. 艰辛的创业处女作
刘柏在南昌航空大学学习企业管理,但他一直搞不明白这些课程到底想说什么。他说,自己喜欢在实践中学习。学以致用,半学半工。
当了两年的班长、系组织部部长的刘柏,并不是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他曾常常比其他同学多自习一个小时再离开教室,早上五点半起来读英语,考试时也常成为大家抄袭活动的“众矢之的”。
还在念大二的刘柏已经是校内红人。很多大一大三的人见了他都会打招呼,一些老师也认识他,一个江西财经大学的老师还经常叫他过去玩儿。
可到了大二下学期,他就不学了,因为觉得这东西没用。听说江西服装学院的一个同学在开发一个“高校一卡通消费体系”,他便凑了过去。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希望能够设立一个刷卡机,把校内的食堂、小卖部,校外的饭馆、餐厅、服装店、理发店全部整合起来。所有持卡的学生在这些地方消费都能够享受“折上折”的优惠,自己则赚取卖卡的利润。
创业之初热情很高。他们叫各班班长帮忙宣传,自己则每天在学校里摆摊子叫卖。他们还分头去找这些商铺,和他们签合同。刘柏清楚地记得这份合同是自己起草的,那份合同至今还保存在自己的电脑里。他们还算了一笔账:一张卡十块钱,若按成本一块五计算,全校一万多人就有近十万的收入。
谈了不下七八十家,愿意合作的也有三四十家。刘柏很高兴,受安踏、彪马办全国连锁店的启发,他甚至看到了自己的业务向全国覆盖的光明前景。
但工作最终还是没有突破。朋友不做了,同学们大多不支持,自己也比较自卑。因为他心里明白得很,这到底是一种欺骗行为。作为中间商,如果商家的行为出现了问题,以他一己之力,并不能对商家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最终刘柏以赔本近千元结束了自己的创业处女作。
作为留念,刘柏现在还在钱包里放了一张卡。他觉得自己当时如果信念再坚定一些就好了,朋友的中途退出也让他觉得心灰意冷。
但是,让刘柏真正感到世事炎凉的,是大一暑假那年的“淮南之旅”。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敢百分之百地相信朋友了。
4. 被骗去淮南做传销的那些日子
暑假到了,刘柏想找份零工做做。同宿舍一个来自四川的同学告诉他们说,跟我来吧。
于是他们三人,刘柏和他来自昆明的好友小陈,还有这位“四川向导”,已找到了一份做网络的活儿为奔头,来到了淮南这座陌生的城市。
刚走出淮南火车站,一个红衣男子便“热忱接待”了他们三人。这位自称四川师大毕业的男子,将他们带到了一栋毛坯房的五层。
刚推开门,他们便受到了一排人的“夹道欢迎”。这是一件奇怪的屋子,除了几张凉席和塑料凳,没有其他任何一件家具。这排人自称是“一家人”,还欢迎他们仨加入了这个“大家庭”。
这时刘柏意识到了什么。他想离开,却发现根本不可能。手机被收走了,窗户被铁丝网封得死死的;门被反锁住了,而且门外还蹲着个大胖子把守着,操着方言说“来了这个地方就得听我的,我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问那个介绍自己过来的“四川向导”,他顿了很久才表示,咱们还是了解了解这个东西吧,四天之后保证你们走。
第一餐饭吃得尤其郁闷。所有人都坐着小板凳,把碗和杯子放在地上。刘柏趴了几口米饭,盖在上面的苦瓜一点也没吃。
第一夜也过得尤其难受。所有人全睡在地上,铺着竹席,倒地就睡。刘柏和小陈怎么也睡不着,小陈甚至半夜起来三次找菜刀想撬门逃走,但都没找到。后来气急败坏的小陈想直接打开煤气和打火机,直接冲出去算了。
第二天的培训证实了刘柏和小陈的担心,原来这就是一个卖化妆品的传销组织。第一节课上几十人坐在石头垫子上,每个人都要上台去自我介绍,还要唱歌。那些“老师”把几何倍增学理论都搬上来了,还讲麦当劳是如何在广州打开市场的。这些人讲得头头是道,比教授还牛,简直把传销当成一门伟大的科学传授,还不让“学员”打瞌睡。
刘柏们这才明白,在自己所在的两室一厅里,住的十来人叫一个“家”,家里的头是“主任”。他们还有一个“师傅”,是“四川向导”女朋友的同学,一个和他们同年生的小女孩儿。
刘柏开始和周围人吵,可他越“不听话”,“一家人”越是哄着他。早上刷牙,“一家人”就拥上去为他拿杯子、牙刷和牙膏;晚上洗脚,洗脚水也全部为他们打好,洗好之后还能享受到捶背服务。本不抽烟的刘柏,开始抽烟了。但让他哭笑不得的是,只要他一叼上烟,那些人就“啪”地为他点火。
有的时候反抗过头了,“一家人”就集中批斗他,说“你大学生怎么了,我们都是大学生,连央视记者都在我们之列”。刘柏突然想到了第一天的那个红衣男子。
四天过去了,刘柏和小陈还是没看到出逃的可能迹象,于是逼着“四川向导”去报警。机会终于来了。“四川向导”在这天终于由于“表现良好”拿回了自己的手机,并得到了出门“买晚饭”的机会。
很快,“四川向导”和三个警察一起回来了,门开后已经不见那守门的胖子。警察把刘柏们接出来后,平静地问“还有要走的吗”,那些人一个个都不动,都说不想走。
走时刘柏还多问了一句“师傅”要不要一块儿。让刘柏无话可说的是,这位同龄女孩儿平静地说:“我爸来这里跪着求我走,我都不走。”
5. 不喜欢北京,不喜欢小月河
初来北京那会儿刘柏住在小月河,那是他朋友推荐的,而他的朋友则是另一位在农业大学读书的朋友介绍的。
北京并不是好混的地方。刘柏在这里觉得生活很压抑,看到别人好自己也想好,看到别人比自己好就想自己某天比他好。他将自己概括为得寸进尺的那种类型。
每次刘柏从小月河走出来都感觉自己很丢人。在刘柏心中,小月河房租便宜,交通也便利,但在那里呆久了“人就完了”,他甚至认为“待在那里的人都挺烂的”。
那时的刘柏从来不会向朋友主动介绍自己的住处。在他看来,小月河就是一个标签,没能力的人才会去住那边。总之,住在这种地方的刘柏任何人都不想见。
如今刘柏不再担心了,甚至还主动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2008年12月底,他终于和同学搬到了西北旺的一件套房。只是,还没住满一个月,刘柏便要离开了。但这次回家未免不是一件好事啊。
刘柏期待着这一天。“什么时候我成功了,我一定要找人给我写传记,我非常希望自己某一天能够像马云和刘永好那样。”
刘柏最引以为豪的是他以自己的非主流个性为“好人”下的定义。
“比如打耳洞是好还是坏?是轻狂吗?人们通常认为例如打耳洞、染头发、戴戒指、穿奇形怪状的衣服,都是不好的标签,吊儿郎当的痞子之类。我非常讨厌这类观点,因为我非常喜欢打耳洞。当年在中学时,这几样我一应俱全。当然我现在不这样是因为我在工作,如果我将来某天成功了,我还会打耳洞戴戒指,我会告诉大家这并不是一个坏孩子的象征。我非常想这样,非常想展现自己。”
“我就想做非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