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群，男，1984年生，山西运城人。2007年毕业于防化指挥工程学院，学的是经济，属于军校的地方生。毕业后先是在百度公司做销售，现在国贸一家公司做手机系统编程。

邓锟，男，1984年生，山西运城人。2007年毕业于昆明理工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做过医疗器械销售，与自主创业的同学一起做过公司，被传销组织骗过，2008年末为了爱情来到北京，现供职于中关村软件园。

2000年中考之后，成绩本来不错的狄群没考上省重点，回到了县里的高中。

上初中的时候，同学跟他说：“三年爬华山，运气翻一番。”为了考上省重点，他们就每年都乘三个多小时的车从运城去陕西。夜里爬山，每个人手里拿一根荧光棒，从山底到山顶，微弱的光连成一线，狄群他们就跟着这道光线一步一步缩短着与顶峰的距离。待到荧光棒的光芒被天光吞噬，他们刚好站在山顶，眺望从天边喷薄而出的朝阳。那个时候，少年狄群意气风发，壮志在胸。三年后，同学运气果然翻了，狄群却没翻成。从那以后，他再没有爬过华山。

2009年3月28日，当狄群站在唐家岭出租房的楼顶上，在明媚的阳光下回想起这些，已又是8年过去了。

这是狄群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爬上唐家岭出租房的楼顶。此时的狄群，大学毕业已近两年，在国贸一家公司做手机系统编程的工作。毕业之后就住进唐家岭，他目睹了这里由一个村庄变成现在出租房林立的模样。

在这里住了两年，狭窄的楼道，阴暗的房间，到处都是压抑的色调，他从来没有想到在顶楼的天台上还有这般灿烂的阳光。站在这阳光下，鸟瞰唐家岭，远远近近的出租房房顶上，一面面五星红旗记载了那些建筑诞生的历史。他脚下的这栋房子，国旗的颜色已经暗淡，边上撕出了条子，可在去年，这里还是一所幼儿园。

他环视一周，数着视野里在建的房屋：“一、二、三、四、五、六……”这楼一座比一座高，从外地来唐家岭租住的人也一年比一年多，到处都是电焊刺耳的声音，到处都是随意堆砌的建筑垃圾，车一过，尘土漫天飞扬。这里，已经不是两年前他刚来时的那个唐家岭村，它变得村不像村，城不像城。

所幸，狄群不必再忍受噪音和扬尘，也不用每天早起去挤那永远被塞得要爆炸的公交车了。今天，他就要永远离开唐家岭，不再回来。

楼下310房间里，地上、床上到处都堆放着塞满了的袋子箱子，杂物被随手扔在地上，进门都不知如何下脚。墙边，一个大的芬达饮料瓶子里装了半瓶水，里面插着一枝已经变成黑红色的玫瑰。邓锟一边在等狄群的女朋友回来，一边在网上研究“红烧鸡块”的做法。这是他们在唐家岭“最后的午餐”，两人决定做得丰盛一些。

狄群和邓锟，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算是“发小”。父母们都是山西运城一家国有企业的职工，在那儿，“几乎所有的人都互相认识”。他们上的是同一所小学、同一所高中，大学毕业后租住在唐家岭，邓锟把自己房间的钥匙给狄群一把，平日里，邓锟做饭，狄群洗碗，开心了一起聊天分享，郁闷了一起借酒浇愁。狄群下班回来刚走到一楼，住在三楼的邓锟就能听出来是他。

2003年高考结束后没多久，他们在一起打牌时得知了分数。于是，狄群北上北京，邓锟南下昆明，狄群学经济，邓锟学生物医学工程。

2007年毕业了，我俩一起找工作。刚开始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们的学校不是重点大学，就胡找呗。

我大学学的是经济，当初高考报志愿，家里人也不知哪个专业好，只是经常看中央2台经济频道，觉得经济挺好，当时也挺火，就报了这个专业，也不知道出来能干啥。后来找工作，学的东西用不上，只能做销售。跑了几趟招聘会，百度正好招应届毕业生，我就去了。那个工作太累了，就是一天去了狂打电话，拿着客户资料一个一个打，一天能打两三百个电话。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中午休息一小时，下班后还得加班找资料挖掘新客户。周而复始。感觉特别枯燥，工作压力很大，那时候连吃饭都愁眉苦脸。谁都可以做，用不着上大学都做得了。工资底薪一千多，得特别辛苦才能赚到两三千，也没什么提升空间。

我就想转行。转年四月，我辞了百度的工作，以为带着一个大公司的工作经验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但发现自己什么都干不了，还赶上又一年新的毕业生出来了。当时，我有一个同学在北航学计算机，他说，哎呀，我们这个专业，毕业最少也能赚四千多，还缺人。我说，做计算机的这么牛啊？他说，要不你也学去吧。就是这么一句话，我便开始留意那些广告招贴，问了好多人，给自己找好一条后路。六月，我交了一万多报了个班，学诺基亚手机系统编程。十一月份学出来，正赶上金融危机爆发，工作一下变得特别难找。我还算幸运，十一月中旬就找到了工作，在国贸一家外企，签了五年的合同，工资也不高，老板说我没有经验，英语不是很好。好在总算有了工作，谁还计较那么多，也算积累点工作经验呗。

我有个同学考研期间住在唐家岭。于是，我毕业之后也过来了，这边房租便宜，三四百块钱一个单间，带独立卫浴的那种是五六百，啥条件的我都住过。

这儿每个月都有拦路收水费的，10块钱一张水票，买了，一个月便得安生。

（狄群自述）

我来北京是为了女朋友。她是我的小学同学，后来他们举家搬到了北京，十几年没见。我找她的联系方式找了两年。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了联系，慢慢就好上了。我差不多每天给她打两个电话，一个电话能打一个小时四十五分钟，最长一次打了八个小时，从晚上七点打到半夜三点，早上六点醒来又接着发短信，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发了2700多条，全是跟她。有一次，我打算来北京看她，当时我的同学把他们所有的奖学金都给我，一共三千多吧。票都买好了，却赶上物理期中考试，没去成。后来我提出了分手。我知道这一次伤她很深，但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分手的理由。

毕业后，我来北京找工作。2007年7月27日，她无意中给我打了个电话，恰是我来北京的第一天。八九月份的时候我们才一起吃了个饭，然后再没了联系。

跑了一个月的招聘会之后，8月23日，我开始在某医院的一个医疗器械中心上班。做到27号，我拿到了第一份工资，323元。

来北京时我只带了夏天的衣服，没钱买，就一直挨到9月27号发工资，才买了一件外套，一个腰包，花了一千多块钱。

10月中有一天，一个云南的同学搞错了号码，打到了我这里来，我们干脆聊起来，他说他在广州做医疗器械维护，一个月两千多块钱。当时正赶上广交会，他说公司比较忙，缺人手，叫我也过去做，还说公司叫“宏鹰”。他普通话不太好，在电话里，我听成了“宏远”，这不是个大公司嘛，要是能做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岂不是很好？他说不要跟别人说，机会有限，怕别人知道了都来找他。这个理由我也理解。于是就说我去。他催得很急，要我周末就赶过去。

当时我恰好听说有个大学同学刚从广州回来，说是被传销组织骗了，便托云南的同学帮忙打听情况。后来得到的情况证实，这人正是被在广州的同学骗的。但是阴差阳错，我还没能得到这个消息，就已经坐火车南下广州了。

但我走之前还是留了个心眼，跟狄群说好，如果我打电话回来说“这儿很好，你也来吧”，那就说明我被传销组织骗了，让他马上报警。

从广州火车站出来，同学和另外一个当过兵的人把我带上了去东莞的长途汽车。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三层的小楼，我走到哪里都会留意周围的情况，那儿有条运河，河对面是家乐福。第一天去了，我们一桌10个人一起吃饭，我也没太在意。第二天早上我说我们去单位看看吧。同学说今天休息，就和另外一个女孩把我带到了公园里。他们跟我聊一些不痛不痒的话，给我出脑筋急转弯。后来我才知道这算是入行之前的“考察”。后来“主任”找我聊，她一开口我便起了疑心，她说“我们公司现在做的这个东西，很多人都存在误解，我们采取的是直销的形式”。我心里想，被误解的直销不就是传销嘛。后来不管他们再怎么说，我都带着抵触的情绪。当天晚上吃饭，10个人变成了20个，一个屋子里住这么多人，肯定有问题。这更加证实了我的判断。

我知道，遇到这种情况，反抗越激烈，越是走不了，于是就表现得很顺从。

传销组织里的人叫他们住的地方“家”，一个“家”里住二十几个人，有一个“主任”。那里实习的是军事化管理，他们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半在三层的大厅里做早操。吃得很差，为了省钱，他们总是买一些快要坏掉的东西，总是吃白菜、土豆，基本上没有荤菜。为了让我能融入这个家里，他们也让我做饭，但是油不能倒多，削皮不能削得太厚。他们吃饭都习惯给别人夹菜，这是我最不习惯的一点。我吃饭比较大咧一些，比如说我坐在椅子上，喜欢把脚架起来，用脚踩着椅子，那里就不让，说怕把椅子踩坏，属于浪费。我有时喜欢把碗放桌子上，这样也不行，要端起来吃。规矩一大堆，越说我越反感。早饭后开始上课。第一天，他们给我安排的计划是“了解行业”，找了五个人跟我聊天，劝我交3600块钱。

狄群跟我说，他有一个哥们儿进了传销组织，在里面呆了半个月，说动了三个人跟他一起跑了。我当时就想，反正我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就跟他们较量较量。其实人都是这样，只要你懂得比他们多，他们认为你有本事，就会听你的。最后他们没把我说服，倒是被我劝动了。

后来主任便不让我多说话，换成了经理级以上的人来教育我。

我刚来的时候给狄群打电话，他没有接到，后来他再给我打，没人接，他就急了，发短信说“赶紧给我回话，再不回话我就报警了”。因为他们拿走了我的手机，会以我的口吻给我的朋友发短信。他们给狄群回短信说：“你不要着急，我的手机没费了。”狄群说：“你放屁，他手机里有多少钱我还能不知道啊？你根本就不是邓锟，如果你是，我问你，我女朋友叫什么名字？”这边的人答不上来，就没敢再回消息。

后来狄群在北京报警，警方说这是工商局的事儿，不管。他又联系了我们在东莞的朋友。我借着“给家里报平安”的名义，给朋友打了电话，说“你放心，这周六我一定会见你”。但我心里做了最坏的打算，准备长期抗战，半个月到一个月出去。哪怕是死了，也比窝在这里面强。

没想到周六“主任”找到我，让我收拾东西走人，他怕我再忽悠几句，里面的人全都动了要走的心。

出来以后，我在东莞的同学那儿呆了一段时间，12月份回到北京，把被骗的经历跟单位一说，便从单位辞职了。

我当时的想法是要考研，考云南物理研究所，学光学，就离开了北京回到家里，吃吃喝喝中过了年。2008年2月份，又回到云南开始准备复习。这时候，一个朋友在玉溪开了家公司，叫我过去帮忙，做总经理助理，考研的事情便又放下了。

这期间，女朋友要来云南玩，公司给我批了三天假，我陪她去昆明、大理、丽江玩了二十多天。那段时间，我们又和好了，在分手四年之后。我和她约定，两年后我一定会去北京，在那里买房子。

2008年12月27日，把来云南旅游的妈妈和小姨送走以后，突然想和她过个元旦。匆匆忙忙收拾了所有的东西，12月30日，我坐火车再次来到北京，不知是什么力量让我一个人就把笨重的行李从火车站搬回房间。这一次来，我没有打算再离开。

那段时间，每天中午或者晚上和她一起吃个饭，就是这样，感觉还算好。一直在讨论工作的事情，因为住在唐家岭，偶然的一次机会，陪朋友的女朋友去一家公司去面试，经理说：既然来了，就一起聊聊吧！结果，我面试上了，朋友的女朋友没有。经理对我的评价是：有想法，不是看的书多想得多，就是真的经历了太多！我想，是后者吧。

公司的待遇不算高，开始说是800，后来给我发了1200。那时候，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玉溪公司可以和北京的公司合作软件开发，玉溪公司有接项目的能力，但没有完整的开发团队；北京有平台，也可以打开云南市场。互利共赢，总是公司最希望得到的合作模式。我想以我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事，也许在两个公司合作了以后，我会选择离开，为自己的未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一些事……

准备过年了，朋友都要回家，我却没有选择回家，是没脸回家。出来了两年，还依旧是一事无成。想好好学点东西，一个人静静地看看书。

大年三十的晚上，在唐家岭的出租房里，一个人对着电脑，两斤饺子，一瓶二锅头，心里有些空，外面的鞭炮声，每一声都炸痛了我的心！七天，我基本上没有出过门，没有和人说过几句话。女朋友说，过年家里要来人，你去庙会看看吧。可我一个人真的不想出去，不想说一句话。我给自己两年的时间，我要在北京买房子。我要实现我的承诺。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时常会吵架，有时候是天天吵，我知道是我做得不够好，我只有一颗爱她的心，却在很多方面达不到她的要求。北京人和外地人的差别，不仅仅是心理上的。那时候，我似乎觉得自己得了神经衰弱，她交代的一些事，我会突然忘记，想不起她叮嘱我的那些话。可我知道，我对她的责任！四年前我的那次背叛，深深伤害了她！这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偿还的……我尽量小心翼翼地爱着她。

全新的工作，我也想以自己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很多人说我依然是个理想主义者，不是那么理性地看待这个社会。我很倔强，我想在自己能控制的时间里，给我遇到的人一个脱下面具放松的机会。我不愿去骗人，也许也是因为我恨骗我的人。可是，现实一次次地刺痛了我。我选择了学习，让我学会这些人情世故，为了我的父母，为了她，为了我的未来，我会努力改变自己。

2月14日，情人节。从来没有过过情人节的我，这一天不知所措。买了一枝玫瑰花，买了一本书送给她，她说她没事的时候很无聊，就是看我们一起的照片，我想看看小说可以调节一下吧。尽管我更希望她的脑子里每时每刻都是我，就像我想着她一样。我等着她，等了四个小时，我没告诉她。我知道她有她的难处，没想到，她不喜欢玫瑰，也许是因为只有一枝吧。我们又吵架了。虽然最后我们还是一起吃的饭，好像没有那么多事一样。我知道：我们的感情出现了危机、我们在一起是那么的自然，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是一个眼神，我们很有默契地知道：我们是值得彼此深爱的。每次她生气，说到分手的时候，我也会放出狠话，可没几分钟，我又想她了。见面，不说话，对望一眼，我们都笑了。

第二天，我去西单退燃油费和机场建设费，她本来说可能没时间出来见我了，不过约在麦当劳见面，我等她，如果她有事就不来了。我想既然下午肯定还要回去，就不要出来了。天冷，她身体也不好，我就没等她，直接去了西单。在电话里，我们大吵一架，我狠狠地摔掉了手机。我们分手了，就是这样分手了。

后来，我想挽回，可是她不接我的电话，不回我的消息。等她，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不管多久，我还是会等她。

晚上回家，看着情人节送她的玫瑰，花色已经开始暗淡。我把它插在塑料瓶子里，希望清水可以滋润这份开始干枯的爱情。

爸爸打来电话说，姥姥病危了，暂时还没脱离危险；爸爸妈妈都下岗了。当爸爸问到我和她怎么样的时候，我真的想哭，我说：“我们挺好的！准备抽个时间回家去看你们呢。”爸爸说，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了，在北京好好干。电话挂断以后，我一个人走上天台，抽着烟，看着漆黑的天边，像我未知的未来一样。

三个月后，我的工作依旧没有太大的进展。晚上和一个客户吃饭，一个50多岁的北京人，我和他聊了很多，聊到晚上11点多，我依旧不是那么成熟。社会的现实是我必须要去适应的。我认识了很多自己出来做的工程师，都比我小，他们喜欢和我聊天，他们相信我，我也尽可能地帮助他们。我相信：终有一天，我所愿的那些，都会实现。我会向所有的人证明我自己。

我有信心！

有段时间，我似乎得了抑郁症，每天都会失眠，会做同一个梦，会梦见她，会想她。但是在我不能给她想要的一切之前，我不会打扰她的生活，我希望她是幸福的。我会一直在她身边，我愿意自己化作一颗行星，围绕着她，做她永远的守护神，就像五月天在《温柔》里唱的：“不打扰，是我的温柔。”

我依然在路上，为了我的理想和我的目标去努力，就算遇到再多的事、再多的困难，我都不会回头！因为我依然是我……

（邓锟自述）

狄群和邓锟最初住在唐家岭北站附近的平房里。后来大片大片的小楼拔地而起，他们便搬到了唐家岭主干道附近的楼房单间。

3月28日上午，两人最后一次来到狄群租住的房间，卷了被褥，将剩余的杂物整理带往邓锟那边。

狄群最后检查一遍柜子，确定没有落下东西之后，关上柜门。柜门和旁边的墙上零星贴着十几张黄色便条纸，上面是狄群用英文写的词句。

“Good friends shouldn’t deceive each other.”

“I am positive about my job. I am positive of my life.”

“Don’t always complain; remember this: no pains,no gains.”

“I feel strain all the time. And I always cry with myself!!!!! I bore the life.”

“Supporting parents is every adult’s obligation.”

“I omit to study English today.”

……

狄群没有带走这些，就把它们永远留给唐家岭吧。

房东退房时找借口扣下了狄群100元押金。当他们吃力地抱着东西穿过马路，街边音像店的大音箱里，陈楚生用沙哑苍凉的声音唱着：“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

中午，还是狄群的女朋友回来亲手为他们做了红烧鸡块。狄群一边吃一边大赞：“好吃，真香！”他喜欢家人朋友聚在一起吃饭的感觉。平日里，都是他和邓锟一起做饭吃。他们买了锅碗瓢盆和电磁炉。再从菜场里买好菜，超市里买一点肉和几颗鸡蛋。每天早上，邓锟会做好饭菜，够两人一顿早餐，还要再给狄群带一顿午餐。

午饭后，三人忙活起来，狄群收好最后几包衣服，把晒在屋顶的被褥抱回来，又忙着下楼叫车。来回三四趟，他们终于把大包小包运到车上。

坐进车里，关上车门，狄群才得空擦擦头上的汗水。车子启动，路边的行人、店铺、未完成的出租房缓缓倒退。狄群的女朋友不由得叹息：“终于离开唐家岭了，永远都不要回来。”

出了唐家岭村口的拱门，车子愈开愈快，两旁的杨树一棵棵从视野里闪过，那座熟悉的村庄终于被远远地甩在后面，消失在车轮扬起的尘幕之中。

车子经过龙泽地铁站，邓锟摇下车窗，路边公交车站周围站满了等车的年轻人，公交车到站，他们蜂拥而上。邓锟笑了，这情景日复一日出现在唐家岭，不挤，就永远别想上车。

来到他们要搬入的小区，还算很新的单元楼与成排的绿树交替排列，没有唐家岭那么多的人，这里安静极了。狄群不禁惬意地说：“你看，以后在这楼下打打羽毛球，多爽！”

东西搬入新居，楼层依旧是三层。客厅，皮沙发，厨房，电视，洗衣机，还有随时可以洗热水澡的浴室，这些都是他们在唐家岭想都不敢想的。

收拾好属于他们的房间，邓锟坐在床上，狄群一屁股跌进沙发，闭上眼睛享受着期待已久的舒心。他伸出左臂，大手一挥：“终于离开唐家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