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竟在屋里已经窝了快两个月了。在离唐家岭车站站台大概三四百米的距离，一溜铁皮架子搭建的平房，靠边的一间，李竟就住在那里。

就在这个被李竟强调是“住处”而不是“家”的地方，他已经住了整整一年。这也是李竟大学毕业后一直呆着的地方。

一年前的7月1日，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卷着4年前入学时学校发的一床被褥，一个脸盆，一个揉巴着几件衣服的皮箱，几捆舍不得丢的书，李竟来到这里。

年纪轻轻的他，提起往事，已有不堪回首的唏嘘。

今年24岁的李竟来自河南安阳农村，2002年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尽管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19%，但是对李竟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根据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卫宏当时对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科技大学等院校的实证研究，全国平均城市万人录取数是农村的4.25倍，城市享有的高等教育机会远远高于农村，差距极为明显。

4年大学生活，李竟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过着“三点一线”（课堂—宿舍—食堂）的生活。

和高中时对大学的想象很不一样，等到李竟上大学时，有关大学生跌落凡尘的故事已遍布于社会。从杀猪卖肉，到买冰糖葫芦、烤羊肉串，“天之骄子”的光环已经不再惠顾这一群体了。

2006年5月，教育部高校学生司负责人说，大学生定位为普通劳动者。

李竟回忆说：“当时学校里议论纷纷，我从报纸上看到印象最深的一句话，说现在的大学教育：收费精英化，就业大众化。”

这已经是大学生就业难在中国上演了若干个年头之后的事了。

自从1998年中国高校开始扩招，到2002年左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就一年胜过一年。

根据2006年12月份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7年，中国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口将超过2500万人，而新增加的就业岗位加上自然减员一共只有1000万个。而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全国11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调查表明，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仅占新增就业岗位总量的22%，但在2007年，有495万大学毕业生等待就业。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

紧箍咒是从一入学就带在每个同学的头上的。

李竟说，我原本是满怀理想、壮志凌云的，以为上了大学就可以如何如何了。但是入学第一天，一位师兄就告诉我们，好好学习，希望将来能找个好工作。

不过，这些并没有太影响李竟，甚至在2006年开学不久，学校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还曾经专门组织过一次关于大学生就业的讲座，一个专家在台上讲：“好工作就业单位不要人，赖工作大学生不愿意去。”他说，大学生就业，应该放低眼光，着眼长远。

李竟当时甚至觉得好笑，因为那个时候，他参加了研究生考试，正在等考试结果。“我当时就想，我都考研了，着眼还不远吗？”

就在这个时候，团中央、教育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又组织大学生到西部去。任期结束，他们能够享受考研加分等优惠政策。

同年2月，北京市首批招聘200名大学毕业生，到郊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和村委会主任助理。

这些，李竟正忙于考研准备，并没有太放到心上。

但是，到2006年4月，考研未成功的消息突然使得李竟变得极为被动。他突然发现找工作是一件如此令人难堪的事情。那两三个月里，尽管每天早起晚归，在中华英才网的求职栏里，他也不知发过多少电子邮件（“反正每次都很简单，复制粘贴，然后发送。”他说。），面试次数连自己也数不清，但真正有意向签约的却屈指可数。曾经有一家公司，答应了和李竟签，但是李竟稍微犹豫了一下，因为他觉得也许还会有更好的机会。但等到他决定去签的时候，那家公司却因为在约定的时间里他未到而另招了他人。

按照规定，到7月1日，毕业生都要离开宿舍。之前，离别时刻的发泄都已尽兴：拼酒、摔酒瓶、酒醉痛哭，散伙饭也已经吃过，离校成为必然，而找一个住处则成为了当务之急。

在唐家岭一带找地方住就成了必然的选择。“我当时还想再考一年研的，那里离农大不太远，以前黄玉清在那边住过。”黄玉清并不是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的学生。他和李竟来自同一个地区。在民办高校中国软件学院读书期间，他有一段时间在外面租房子住，就在唐家岭一带。那时，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租金是150元，很多年轻人都还住在东北旺，那里离中关村更近。上地软件园那时也还没有完全建成。但是，两年之后，同样的房子已经涨到300元。

卷着铺盖的李竟在黄玉清的带领下，在唐家岭住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