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1：村史、城史，国史一部田野调查报告的诞生

朱大可：著名文化学者

在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由《南方都市报》编著的《未来没有城中村》一书，选择了30多个最具代表性的城中村，通过对它们的精细描述,勾画了这座先锋城市的历史路线图。

正如参与采写的记者们所说，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来经历的变幻风云，以及当下面临的城乡二元化、贫富差距、产业转型等难题，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写照。不仅如此，城中村，一个“中国模式”下的特殊景观，成了深圳改革开放30年的活体标本，象征着深圳在此过程中的诸多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城中村是标本之中的标本，具有重要的样本研究价值。

以强力方式推动的高速城市化运动，导致深圳拥有中国最多的城中村，同时也率先消灭了“农民”身份，甚至还将是最先消灭“城中村”的城市。这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本书的价值。它的问世，成为城中村的研究标本，也即标本的标本的标本，同时书写了村史、城史和国史。

这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戏，而是要清晰辨认本书的文献意义。作者选择深圳的典型村落，采访大批居民，展开深入的田野调查，最终获得了这份“社会考古报告”。它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风云历程，成为30年经济改革史的典型案例，更为当代中国城市化的研究，提供了鲜活有力的证据。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现代都市社会及其生活方式的扩展，在圈地运动中对农村形成严密包围，而另一面，乡村社会大幅后撤，并因后撤不及形成大批孤岛。农民与政府双方针对土地权益展开激烈博弈，而这种博弈的结果，是制造了一批罕见的农民富豪。深圳最大的城中村大冲，冒出了10个亿元户和400户千万富翁家庭；而岗厦村也制造了10个亿万富翁和20个亿万家族。在中国政治地理版图中，城中村放射着不可思议的戏剧性光芒。

城中村居民的身份变动，像一面精准的镜子，映射了这个身份转型的年代。城中村的廉租特点，令它具备了西方贫民窟的浓烈色彩。但它的租客成分却比贫民窟更为复杂，其中既有底层的哥，也有暂时蛰伏的白领，当然也包括在土地买卖中暴富的原住民。于是，在短期内迅速形成贫富混杂，高低兼容的奇异现象。这种阶层混合的形态，正是转型中国身份剧烈变更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