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笔墨纸砚是文房四宝，砚是其中之一。砚者，研也，是用来磨墨的。从中国文字的历史来看，上古是用刀刻竹木、金石为文，是没有砚的，从周代开始，才有了用石墨磨汁作书的习惯。石墨须研，研墨则有盛器，这种盛器多为瓦制，后世称之为瓦砚。以石为砚一般来说肇始于唐代，但从文献的零星记录中，也可以发现秦汉以前有以石为砚的传说，据说山东孔庙有石砚一块，为孔子所用之物，当然是靠不住的。

瓦砚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澄泥砚，一是古名砖瓦砚。

早在唐代以前，歙砚、端砚尚未发现，文人研墨之器，多以泥砚为主。一般的泥制陶器质地松软，且含有沙砾，不宜研磨和贮墨，因此必须以澄泥烧制。所谓澄泥，即是将泥澄细，压坚实，再入窑烧炼，做成砚台，这是唐代以前使用最普遍的砚。澄泥砚虽无特殊名窑出产，但对泥质却有极高的要求。山西绛县的澄泥砚最为著名，也正是因为那里的泥质极好。方法是用绢缝成口袋，置于汾水之下，经年累月，口袋里的汾水澄泥砚泥在水中摆来摆去，澄得最精细者取出晒干，制成砚形再入窑烧制，烧成后还要用米醋蒸五至七次，这样工序制成的澄泥砚硬度不亚于石头，注入研墨而汁不干涸。澄泥砚的颜色以鳝鱼黄为上品，绿头青为中品，玫瑰紫为下品。鳝鱼黄澄泥砚若有斑点者谓之砂，称最上品，极易落墨，所以后世伪作也很多。绛县古称虢州，唐人品砚以虢州澄泥砚为第一。

秦汉砖瓦砚多为秦汉著名建筑使用的砖瓦磨制而成，实际上也是澄泥为之，成分与澄泥砚相差不多，而且秦汉名砖瓦多羼有金属在内，质地坚实，体重而扣之声音清越，这种砖瓦上多刻有烧制年代和工匠姓名，更为珍贵。秦汉当时是没有人敢用御用砖瓦制砚的。以后秦汉建筑经兵火战乱损毁，砖瓦或不存或埋藏于地下，已经是稀有之物，而瓦砚所用的原料只是瓦头（即覆瓦中的檐头瓦），并须完整，这样就更难以寻觅，尤其是秦汉两朝宫殿名器，如周丰宫，秦阿房宫，汉未央宫、万岁宫、甘泉宫、上林苑、八风台，以及魏之铜雀台等宫阙砖瓦最为珍贵，后世仿造者也极多，使用秦汉名砖瓦制砚成为隋唐以来的风气。当时石砚已经出现并广为使用，这种秦汉名砖瓦砚实际上多为清玩之物，其实用价值并不大。

石砚在唐以前并不为士人所重，即使是石上研墨之器，也没有砚形，或以普通石片临时做研贮之器，用完也就丢弃了。直到唐代端歙二石相继发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石砚。

端砚产于广东高要县之端溪，歙砚产于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之歙溪，故名端砚、歙砚，其材料都是采于溪水下的岩石，经千万年溪水的冲刷、浸润，石质光滑温润，色泽亮丽丰美，成为制砚的最好原料。自唐以来，竭力采掘，屡禁不止，致使砚坑枯竭。五代以后，当地均设有九品砚务官，享受俸禄。一方面采掘官砚石料，一方面禁止民间私挖。如果说历代对端、歙二溪的保护，倒是以元代最为得力，当时端、歙二溪除砚务官外，均设有把总一名、兵丁若干加以保护，因此元代端、歙二溪的砚石是出产最少的。

端砚所用之石以子石为最佳，所谓子石，就是生于大石中的最精部位，其品种有青花、鱼脑冻、蕉叶白、天青、冰纹、马尾、胭脂晕、鸲鹆眼等多种，都是以质地和花纹颜色命名的，质地的温润程度如婴儿之肌肤，且善于发墨，传说虽隆冬至寒，砚中注水也不会结冰。

歙砚所用之石以卵石为最佳，也即是溪水中之形如卵子之精石，形体稍大者则少见。其品种可分为金星、银星、罗纹、眉子数品，只是这些品种早在南唐之时已经取竭，自宋以后佳品几乎绝迹。再有一个原因就是歙溪范围很小，后世所谓的歙砚多是在歙溪附近开采，而真正意义上的歙砚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了。

前些年去过广东肇庆和安徽屯溪、歙县等地，那里的市场上、宾馆前摆满了售卖砚台的摊位，能摆出半里之遥。向外地客人兜售些端砚、歙砚，赌咒发誓说绝对是真品，确是可笑之极。

除端、歙二溪之外，全国各地几乎都有石砚出品，其品质较好者多出产于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山陕等地，大多也是采掘于河流溪水之下的岩石，也有以此冒充端砚、歙砚的品种。

无论是澄泥砚、秦汉名砖砚还是唐以来的石砚，都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文房用品。古代文人以文墨为生，故有以砚为田、以笔为耕之谓，进而砚台又有砚田之称。苏东坡《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有：“我生无田食破砚，尔来砚枯磨不出”之嘲，伊秉绶有：“惟砚作田，咸歌乐岁，墨稼有秋，笔耕无税”之喻，都是将砚视为文人安身立命的俦侣，其实用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砚又是文人士大夫的清玩之物，米芾著有《砚史》，苏易简著有《砚谱》，对砚之种类、性质、造型、源流论述甚详。历代文人收藏砚者不计其数，所谓百砚阁、万砚楼之称常见于室名别号之中。清代扬州八怪之金冬心（农）收藏古砚甚富，自号“百二砚田富翁”，而其收藏又安在哉？宫廷藏砚自宋以来风气始开，至清尤甚。据《西清砚谱》所载，历代名砚和名家所用之砚悉数网罗其内，上迄晋唐，下至明清，名人如唐之褚遂良，宋之苏轼、米芾、陆游、文天祥，元之赵孟、黄公望，明之文徵明、董其昌皆见于著录，诚为洋洋大观。

从砚的形制来看，无论澄泥砚或石砚都没有一定的规格。从历年出土的秦汉石砚看，与唐以后的石砚有很大区别，还或多或少保留了先秦用石研子研墨的形式。汉代陶制圆砚，一般下部有三足，从山东、安徽和江苏徐州汉窑出土的陶砚中也偶见附带砚盒的珍品，砚盒多为铜制，也有漆器，或刻有云纹，或绘有鸟兽图样。徐州出土的铜砚盒并嵌有珊瑚、松石，色彩绚丽，说明汉代所用的砚已不但具有实用性，也同时有较强的观赏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砚形大多承袭汉代圆砚形式，但在材料上却有所变化，这时出现了圆形瓷砚，也即陶坯烧瓷工艺制作，形式也多为三足。南北朝时期的圆砚还有下部装有一圈足柱的，又称为辟雍砚。此外也出现箕形的风字砚，这种箕形的风字砚一直延续了千年之久，后世仿造者很多，唐以后端歙二溪的石砚和山西绛县的澄泥砚也有不少采用了这种风字形式。

宋代以来，砚除了注重石材的温润和纹理的秀美，形式更为多样，在一般的长方形平砚和抄手砚外，还有特制的石渠砚、兰亭砚、杂形砚等。明清之际，样式尤为繁多，如钟鼎、古琴、竹节、花樽、月牙、马蹄、荷叶、灵芝、古泉、圭笏、蟾蜍等诸多式样。在名砖瓦砚和澄泥砚中除了前面提到的汉魏之未央、铜雀、石渠等名砖瓦外，自唐宋以来之六螭、虎符、黼黻、澄泉、结翠、伏犀等澄泥砚都很著名。

端砚之美除了肌腠纹理之外，尚注重石眼，如鸲鹆眼、鹦哥眼、雀眼、猫眼、凤眼等。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宋百一砚，即是砚底部有一○一颗圆形石眼的端砚，得之于北宋端溪老坑，紫色，为长方抄手砚，右上方镌刻“陆氏家藏”篆书，右侧镌有乾隆七言韵诗。见于清代《西清砚谱》著录，为收藏家苏厚如先生捐献，堪称端砚中之瑰宝。番禺何氏所藏端溪岩石下坑石琢磨之“青蛙”砚，巧用石眼，啄为荷叶青蛙，石质清润，叩之有声，也是圆润异常。

古人对砚极为重视，凡获美石，必择良工因材施作。石材之形象、尺寸之大小、纹理之疏密、石眼之高低，都是考虑的因素。无论材质大小，加工务求精美，取名必致典雅。或取其端正方直，或就于随形质态，都能制作得体，宛如天然。既是一种形状，也有变化不同，如风字砚，就有垂裙风字、平底风字、附脚风字、琴足风字种种。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我曾就古砚源流和形制等问题请教过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室的石志廉先生，获益匪浅，石先生不仅对砚石有深入的研究，还精于蛐蛐罐的考索和鉴别，堪称是此道中的专家。

砚是历代文人大夫的雅玩，砚之铭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有人以铭文作为判断和鉴赏古砚的重要依据。因为铭文的内容大多涉及题为金农“百二砚田富翁”的抄手砚，抄手砚始于宋代，又称插手砚，砚底与砚墙形成空隙，可将手插入抄底托起是砚的源流，镌有收藏和使用者的名字或室名别号，也有对是砚的赞颂题咏，其位置多镌于砚身两侧或砚的底部，也有镌于砚盒上的。如是经过几代人鉴赏，也会像书画一样，有不同时期的题跋，这些铭文对古砚的鉴别确能起到重要的参考，但不是唯一的依据。我曾亲耳听元白（启功）先生说过，有铭文的砚几乎一半是靠不住的，原因就是旧时文人过于注重砚的名人效应，于是作伪者投其所好，专在砚铭上下工夫，以求售得高价。其实铭文之雅俗，镌刻之功力，砚主人行年事迹之考证，都是需要综合参考的。眼下市场上许多有铭之砚文辞粗陋，法书恶俗，更兼镌刻刀法漂浮涩滞，一望而知是低等赝品。大凡古砚名砚，一入收藏家之手，大都舍不得使用，经历年玩摩，也会形成包浆，于是新砚旧砚，入眼就会有所鉴别。

宋砚中有少量就其原式而用之者，略加雕刻，往往谓之天砚，这种天砚并非不加打磨，只是做得恰到好处，保持其天然粗犷，而施加镌刻的部分却做得极为精细，与天然石质相映成趣，也是当时的一种风尚。

明清以来，以残碑石磨制作砚风气颇盛，用汉唐残碑碣石片做成的砚，大多更富于趣味性，而很少付之使用。我藏有清代张叔未（廷济）得之于新郑唐子产庙的碑石残片（图见本书“博物君子今何在”一文），略加凿施成圭形，石质曾经打磨，周边仍十分粗糙，保持了残碑的风貌。此类多是玩物，而非文房中的真正文具了。

近年来，多见巨型大砚，且有越做越大之势，石虽不精，却镂刻镌雕得至繁至琐，号称工艺砚，真不知其用途若何。文房用品当有制，而且在于精致而不在硕大。唐代诗人皮日休诗曰：“样如金蹙小能轻，微润将融紫玉英；石墨一研为凤尾，寒泉半勺是龙睛。”信然，斯是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