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堂名为音乐，实际没有什么音乐会演过。1942年建成的时候，日本的一些乐队曾经在那里演出，当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王揖唐还在上面讲话。音乐堂容纳的观众量在当时的北京可以说是最多的，所以五十年代一些大型活动，都是在那里举行的。

1949年以后，整个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演员得到了尊重，整个观戏的群体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普通百姓都走进剧场去欣赏戏曲或戏剧。五十年代初旧剧场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改造，改造后由一些国营或民营剧团长期固定使用；比如人艺在1957年以后用了首都剧场，北京京剧院当时叫北京京剧团，用了北京市工人俱乐部，中国京剧院用了人民剧场，北京曲艺团用了广德楼，后来成为前门小剧场，北昆用了由哈尔飞剧场改造而成的西单剧场。

与此同时，又兴建了很多新的剧场。1956年以前建的剧场，最有影响的是天桥剧场，这个剧场实际上既能演戏曲，也能演戏剧。后来一直演舞蹈剧和芭蕾舞，直到“文革”中间，都是芭蕾舞团所占用。还有就是在护国寺胡同的人民剧场，也是1956年以前就建成了。人民剧场现在基本上没有演出了，但这个建筑保存了下来。虎坊桥建的北京市工人俱乐部，也是当时一个水平很高的戏曲演出场所。此外还有东城小经厂的实验剧场，同时还有很多机关厂矿的礼堂俱乐部，都是演出场所。

1956年以后建成的剧场，最突出的有两个，一是北展剧场，一是首都剧场，北展剧场当时叫苏联展览馆剧场，这个剧场完全仿造当时的苏联建筑，采用大边框式的舞台。首都剧场五十年来属人艺专用，虽然容纳的人数不是很多，但是观众席的舒适、舞台和乐池的装置、观剧的角度以及当时从东德进口的音响设备都是一流的，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剧场。

1959年建国十年大庆的时候，还建了一些新的剧场，最突出的就是十大建筑之一的民族宫。民族宫剧场在当时来说也是一个设施比较先进的剧场。稍后又建了二七剧场。可以说，1949年以后，到“文革”之前，北京的旧剧场得到了大规模改造，新剧场的建立则如雨后春笋，这段时期北京的剧场和演出都非常繁荣。

堂会的演出

自元杂剧开始，北京戏曲演出的形式多种多样，至少从明成祖定都北京以后就有了堂会演出，形式也各不相同。那时大官僚和富商家里蓄养戏班的风气很盛，我们看《红楼梦》知道，贾府从苏州买来一些女孩子，然后请人在家里教习并蓄养起来。家里的戏班演出是经常性的，但是班小演不了大戏，只能作为平时的家庭娱乐。

官僚、富商们觉得这样不足过戏瘾，于是就将外面的戏班请来，或者将不同班社的演员聚到家里演出，这种形式就称为堂会。堂会形式从明代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长达五六百年时间，这也是北京的一个特殊现象。外地也有堂会，但是相对来说没有北京这么兴盛，我们可以从梅兰芳先生的《舞台生活四十年》、韩世昌先生的《我的昆曲生涯》等著作中了解到当时堂会的许多情况。一些大官僚、富商宅第中，一个月的堂会最多能达到二十多次。举办堂会演出总要有一个由头，比如说老人过生日，主人过生日，或者是孩子满月、官员升迁等喜庆活动就是最好的由头，后来就是没有由头也会举办堂会演戏。

堂会演出的场地多选择在有戏台的宅第之中，当时一些深宅大院的花园或跨院中多设有小型戏台，没有戏台的人家也可以在院中搭起临时性的简易舞台。堂会的演出形式在北京繁荣主要是因为这里是王府官宦集中的都城，也是名角荟萃的中心。堂会的演出时间可以很长，一般来说从下午两三点钟开始到深夜为止，能达到八九个小时，演出的剧目可能有十几出。与剧场演出有所不同，堂会戏有点戏的形式，就是戏班拿着红纸写的单子，请主人家点戏，主人为了客气，也请重要的来宾帮助点戏，以表示对客人的尊重。点到的戏不能说不会，所以当时一个演员会一百五十出到两百出戏不算稀奇，点什么戏能唱什么戏。后来也有预先定好戏码，制成油印戏单的。有很多外面不常演、甚至长期绝迹于舞台的剧目，由于主人家要看，也会在堂会上出现。

社会上的商业性演出一般是一个班社占据一个剧场，不同班社的名角很难聚到一起，除非赈灾等公益性活动才会有很多名角在一起演出的合作义务戏；但是堂会就不同了，根据主人家和戏剧界的交情，可以邀请不同班社的主要演员来凑几出合作形式的拿手戏，这也是堂会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清朝中叶以前，对于旗人的管理非常严格，上面曾说到旗人不允许进剧场看戏，但是并不禁止出席堂会，旗人可以到人家府第去看戏，同时旗人家也可以请戏班来演堂会。

堂会观戏可以边吃、边聊、边看，比较随便，而且演出环境也比剧场要好。剧场或热或冷，又肮脏，有些人看戏的时候大呼小叫不文明，但是看堂会戏基本不会遭遇这样的情况。

此外堂会还可以为女宾提供看戏的机会。上面说过民国以前女宾是不能到剧场看戏的，但是堂会女宾可以到场，这些都是堂会戏受人欢迎的地方，于是很多人就变着法去打听哪一家有堂会。当时北京城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跟今天都不一样，人口也要少得多。某一宅第有什么举动，可以说四九城都能知道。尤其是那些名角，比如说像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以及后来的很多名角到什么地方出堂会，消息都会不胫而走。

当时虽然很多大宅门的门禁也很严，但戏迷却能钻头觅缝找路子进去。一种办法就是转托关系，有些跟主家并不是很熟，或者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也能够拐弯抹角，甚至买通家下的一些仆人混进去。还有一种干脆就是混的。怎么混呢？生日庆典大家都要送礼，咱们中国人不作兴当面打开包看。戏迷也能封一个红包，里面的钱可能极少极少，因为当时不打开，就可以冒充亲友进去混吃混喝混戏看。堂会演出都是非常精彩的，前面的帽儿戏可能比较乱，可是到了倒数第四第三出戏上演的时候，也就是晚上八九点钟以后正戏开锣，大家就会安静下来，聚精会神地观剧了。

也有的堂会实行请柬制。有人没有请柬，最后被人识破，不得不哀告请求在边上听听，大家看他可怜，也就同意了，这样一来就使得堂会戏往往拥挤不堪。可以想见，就是再阔的大宅门，容量也是有限的，记得韩世昌先生就曾写到过夏天演出时汗流浃背、拥挤不堪的状况。这样到了压轴戏、大轴戏要上演的时候怎么办呢？有的人家竟诡称闸盒坏了，没有电了，戏演不成了。于是主人和一些贵宾到房间里面休息或是吃个宵夜，这个时候漆黑一片，很多人耐不住性子走了。等重新修好电灯，大放光明的时候，人可能已走了三分之一，这再重新开锣。

堂会戏还为票友提供了一个登台的机会。当时在北京有一些叫做“耗财买脸”的人，自己有极大的戏瘾，可是又不能下海，也不能到外面去参加营业性演出，于是就在堂会戏中串演一两个角色。这些人虽然被戏曲界称为“棒槌”、“丸子”，但是自己的戏瘾却得到了满足，甚至还有很多名角给他配戏。当时堂会戏能兴盛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凡有好的堂会，整个北京剧场的正常营业性演出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如果某几个名角被一家堂会请走，那么像广和、中和、吉祥、开明等剧场上座率都会锐减。演员流失了，观众也流失了，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堂会戏是为少数人服务的，但在戏剧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很多名角很难有机会凑在一起演出，只有在堂会戏中才能够达到强强联合的精彩阵容。

老北京剧场的台前幕后

关于旧时代的剧场演出，侯宝林先生有段相声十分形象，剧场里有卖香烟、糖、瓜子什么的，又时不时端茶送水，扔手巾把儿，又有领位带人进场，最后是楼上小孩撒尿，混乱的情景可想而知。当时观剧都是板凳，没有靠背，观众侧对舞台。板凳很硬，由领位给个垫，再付上一点小费。一些叫卖的就在剧场里走来走去，不管演出什么，他们照样卖东西，但不能大声吆喝，有的跨个篮，有的托个盘，这样在观众席上乱串。包厢相对好一点，一般高于池座，是半楼的形式。最次的座位是廊座，就是在池座的两厢，贴两边墙根。廊座一般来说没有茶水招待，位置比较差。廊座也收茶资，虽然没有茶，但因为是茶园演出，所以也等于是付茶钱。二十年代以后，有了新的剧场格局和售票制度，剧场秩序才趋于好转。

四十年代以前，剧场里很少有鼓掌的情况，都兴喊好。喊好的人一方面是为演员的艺术所倾倒或是对演员精彩表演的褒奖、捧场，另一方面也是在表现自己，表示他很内行，很懂戏。喊要喊在啃节上，而且这个“好”又要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喊法。比如说演员出台前，在后台唱一句闷帘倒板，紧接着从侧幕里走出，底下就有炸雷似的好声，这叫碰头彩，一般都是一些声望极高的名演员才能享受这样的殊荣。有的是在演出过程中，某一句特别要好的唱腔，或者武生的一个身段，一个高难动作，大家都会报以满堂的喝彩声。

所谓彩声就是“好 ”，这个 “好”一般喊得很脆，就是 “噢（ao）”的一声，但是要喊得恰如其分，喊得到位。这个时候大家的注意力和目光，既关注舞台上，又关注到喊好人，认为这是看戏的行家，所以说喊好某种程度上也使喊好的人出了风头。叫好也有露怯的，这叫看戏不懂戏，于是大家嗤之以鼻，认为是“棒槌”，觉得挺丢脸的。外地人初到不了解北京的习俗，往往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不能轻易喊好。

碰头彩会使演员的情绪为之一振，用京剧的行话叫“铆上”，即鼓足劲头以更精彩的演出回报观众。对于文场，观众也会给以好声，比如为胡琴的过门或者是胡琴的托腔叫好，这些也是对乐队的褒奖。但是旧时代也有一种恶习，就是给演员喊倒好。倒好一般是以打“嗵”的形式，比如演员在某个时候没有唱上去，嗓子不到位，或者是某一个身段错了，失误了，或者和胡琴发生了离合，或者是穿错服装，忘记了戴髯口，等等，观众都会打“嗵”叫倒好。

但是也有观众因为自己外行而错喊倒好的情况。从前戏剧舞台上有这么一句话，叫“宁穿破不穿错”，有的外行对于演出不熟悉，给打了“嗵”，可其实演员并没有错。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演《玉堂春》“三堂会审”时，配审的两官刘秉义和潘必正服装是一红一蓝，俗称他们为红袍、蓝袍，以示区别；但在正月里演出《玉堂春》的时候，为了喜庆，在台上的三个人都穿红色的衣服，加上苏三穿的罪衣罪裙也是红色，称之为满堂红。有一些外地或是外行的观众，不了解这个习俗，打了“嗵”了，大家就会对他投以白眼。

观剧喊好如果喊得恰如其分，在不搅扰别人的情况下给演员鼓励，确实能烘托剧场的气氛，这个问题应该辩证地看待。四十年代以后，多以鼓掌的形式对演员进行褒奖，但至今看京剧，仍是喊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