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8月1日下午4点，城市乡村的所有警钟都被敲响了，法国发布了总动员令。德国人刚宣布开战。法国到处都飘荡着三色旗，回响着马赛曲，整个法国都准备投入战争。有人预计可能会有15%的人逃避兵役，实际上却只有1%多一点。在火车站，一群穿着茜红色裤子的男子扛着枪登上火车，火车将载着他们开向远方。所有和德国有关的人或物都成了耻辱，一些商店甚至因老板的名字听起来像德文而被洗劫一空。

在这种全国性的爱国主义激情影响下，六岁的西蒙娜踩踏了一个“德国制造”的赛璐璐娃娃，这个娃娃其实是她妹妹的。她还想把“标有相同侮辱性符号”的银质餐刀架扔出窗外。她做了一些协约国颜色的小旗帜，插得到处都是，还在一块壁板上用红白蓝三种颜色勾画出了“法国万岁”几个字。虽然这个生性活泼的小姑娘在手工活方面没有任何天赋，但是她放下了书本和游戏，开始编织羊毛风雪帽，剪裹伤口用的旧布纱团。她的热忱赢得了大家的赞赏，她也因此而坚持下去。她的爱国行为其实也反映出了她家人的爱国热情，当时她还有部分家人住在洛林。

她的舅舅于贝尔·布拉瑟尔被动员入伍。在服军役时退役的乔治也被编入了佐阿夫兵团。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军人，能够更快进入角色，他马上蓄起了小胡子。西蒙娜习惯看他平日的戏剧服装，这种打扮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10月份，他上了前线，当时的弗朗索瓦丝和所有法国人一样，都相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巴黎的消息很不灵通，报纸受到了严格查禁：克雷孟梭的《自由人报》被查禁了，因为它用一系列的文章揭示用未经消毒的牲畜车厢运载伤员导致伤员感染破伤风的事情。当加列尼将军被任命为巴黎军区司令时，所有的公告公报都变得乐观起来。他征调了巴黎所有的出租车，运送了整整一个师上前线增援当时仍在毫无希望地浴血奋战的军队，马恩河战役因此取得了胜利。参谋部原本不相信法国士兵在十五天的撤退后还有力气跟着军号向前冲，但是加列尼颠覆了这种预测。加列尼在巴黎市民中的声望到达了顶点。

出发三个月后，乔治因心脏病发作，被安置到了古洛米耶医院。在那里，他和讽刺歌谣作家加布里埃罗一起为伤员创作了一个时事讽刺剧。随后他被分配到了战争部，他脱下了佐阿夫兵团的制服，刮掉了小胡子，又沉湎到被西蒙娜称为“固执地迷恋”的戏剧中去了。他继续为士兵们演出。加布里埃罗是波伏娃家的客人中较为出色的一个。他给部队带去了戏剧和歌舞的喧哗，他的一些模仿表演曾让西蒙娜心醉神迷。战争使得乔治更加和蔼可亲了。在不得不待在家的日子里，乔治专注于培养女儿的兴趣，并以此作为消遣。在一个黑色鼠皮缎面的小本子上，他编写了供她使用的文选，包含有弗朗索瓦·柯佩的《一部福音》、泰奥多尔·德·邦维尔的《小让娜的木偶》、埃热齐普·莫罗的《唉，要是我早知道》等作品。他从维克多·雨果的作品中选些难懂的片段让她听写。晚上，他为妻女大声朗读拉辛、高乃依、莫里哀的戏剧作品，还有爱德蒙·罗斯丹的剧本、维克多·雨果的《艾那尼》和《吕伊·布拉斯》、拉比什的喜剧、朗松的《法国文学史》、泰纳的《现代法国的起源》、戈宾诺伯爵《论人种优劣》。这种文学教育中也掺杂了一些政治教育，他欣赏莫拉斯和都德，反对普选，认为只有知识渊博的人才有选举权。他狂热地坚持自己的贵族身份，对共和国的敌视程度并不亚于他对那些入侵文艺界的“外国佬”的藐视，例如颂扬“英法协约”、因演唱《爱情小屋》让巴黎人着迷的阿里·弗拉格松，借助约翰·斯特劳斯的音乐把奥斯卡·王尔德的《莎乐美》搬上舞台的塞尔日·德·贾吉列夫。和所有怨恨“这些外国佬”的法国人一样，科莱特的丈夫、音乐批评家维利固执地把“斯特劳斯”念成“斯特拉斯” 意为废丝。。西蒙娜后来说，乔治这个浪子是个民族主义者，他极其排外，像“我母亲坚信上帝存在”一样坚信德雷福斯有罪。在德雷福斯被宣判无罪恢复骑兵上尉军衔并接受荣誉勋位勋章的那天，一位民族主义议员同内政部副部长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以此表达自己的抗议，乔治为这位议员喝彩。他认为所有因功绩获得的成就都是平凡的，坚信出身卑微的人永远无法摆脱“某些粗俗的东西”。他觉得波伏娃家有一种“无法言表的东西”使得他们与众不同。这种自豪感给西蒙娜带来了自信以及本可能因贫困而丧失的内心的安全感。她非常钦佩她的父亲，在她周围，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读过那么多的书，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可以背诵出那么多的诗句。

他从前线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消息，但是借口害怕受到不怀好意的指责，他并没有把这些故事写出来。这方面他和另一位意志薄弱的作者类似，此人是科莱特的父亲，他在自己的书架上摆了一些白纸本，但是除了标题之外并没有写出任何作品。

乔治让西蒙娜树立起对文学的信仰，他还向她灌输“世上没有什么比成为作家更好”的观点。

弗朗索瓦丝和她丈夫一样喜欢看书，她激励了西蒙娜写作的兴趣。七岁时，西蒙娜便创作了《玛格丽特的不幸》和《笨蛋一家》。在《笨蛋一家》中，她滑稽地描写自己的家庭生活，并且已经表现出了后来《回忆录》中的那种幽默感。弗朗索瓦丝让她写得一手好字的妹妹莉莉誊写这两个故事，然后把它们装订起来。在父母的支持下，西蒙娜继续创作故事。她有个创作童话的姨婆曾把她作为主人公原型写进了《模范玩偶》里。

1913年，西蒙娜开始上学了。五岁半时她已进入阿德琳娜·徳西尔学校的“零起点”班。这所学校创立于1853年，位于雅各布街三十九号安斯帕克家族的旧公馆内，专门招收年轻女孩。安斯帕克家族是勃兰登堡家族的幼支。

徳西尔学校想方设法向大型的巴黎贵族寄宿学校例如瓦索修道院或圣·克洛蒂尔德女子学校看齐；从学校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学生的等级。那些人数缩减的小班主要接收父母请不起家庭教师的孩子们。与西蒙娜同辈分的堂表亲们，例如让娜·德·波伏娃和她的哥哥们、雅克·尚皮涅尔和被称为蒂迪特的泰雷兹·尚皮涅尔，都有家庭女教师，这是家境富裕的有产者的习惯做派。让－保罗·萨特这个在卢森堡公园的另一边长大的八岁小男孩在进入中学前一直都有一个名叫玛丽·露易丝的家庭女教师。上学让西蒙娜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她觉得自己有了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

弗朗索瓦丝坚定地督促着这个天资聪颖的孩子努力学习，一天也不曾中断，最后甚至让西蒙娜觉得十分压抑。她读了大量的教育方面的书籍，常去基督教母亲联合会咨询，紧跟着徳西尔学校的教学进程。她亲自送女儿上学，在她班上旁听。私立学校承受的来自学生家长的压力比公立学校要多得多。教学大纲的制定、教师、考试复习、纪律和课堂授课都会受到学生家长的监督。“我们的母亲坐在黑色鼠皮缎长沙发上编织或是绣花。”为了能跟上孩子的学习进度，弗朗索瓦丝开始学习拉丁文，并教授西蒙娜英语和钢琴。虽然她喜欢打孩子，她的耳光却没怎么伤害过西蒙娜。八岁时，西蒙娜便开始阅读英语小说片段。“她和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相依为命的。”

和斯塔尔夫人一样，西蒙娜对一切都感兴趣，对一切都感到惊奇。她的好奇心包罗万象。她热衷于“研究”植物和昆虫，也喜欢她图集里的插图。她积极地获取所有的知识。她在尽学生的义务，这个过程充满了欢乐。她发现可以在学习中不断超越自我，她把所有的活动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不再思考：为什么我在这里？……坐在我学习用的扶手椅上，我感受到了地球的和谐。”通过阅读和学习，她发现自己可以达到某种绝对状态。她很早就意识到自己肩负着揭示世界奥秘的使命：“应该唤醒过去，照亮五大洲，深入到地心，围绕月球运转。当我被迫做些毫无用处的练习时，我的思想会表达自己的饥渴……我很沮丧，我应受到谴责。”她喜欢琢磨，钟爱知识带给她的一切。但是早在她的童年时期，在求知欲的背后，就隐藏着通过时间和空间来征服世界的欲望。她注视着她的课本、图画书：她想赋予这些人物生命，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展示这些景致。“我驾驭着这些无声的存在，这和这些无声的存在本身一样让我陶醉。”对于她来说，阅读永远是最大的冒险，从中可以收获最多的映象和观点，这种收获超越了所有其他的乐趣。母亲在带她去自己预定好的阅览室的那天告诉西蒙娜，将来她也会有自己的阅览室。“我感受到了我童年最大的快乐之一……所有这一切都是我的！我发狂似的自言自语。现实已经超越了我最具野心的梦想：在我面前，天堂打开了大门，向我展示我从未见过的绚丽的美景。”只有一种感受可以超越阅读带来的幸福，这便是写作——她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一点。

战争期间那几年，晚上全家人都挤在取暖设备前，听父亲用优美的嗓音背诵诗歌，全家人亲密无间。我们未来的作家说：“我们一家四口其乐融融！”但是她又说：“也有两三个不甚幸福的回忆，它们让我觉得，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可以动摇我的信心。”

乔治是个二等兵，他每天只能挣五个苏，全家人生活都很拮据。弗朗索瓦丝不再出去了，对她来说，问题已经不再是是否上台表演。美好时代的巴黎沙龙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繁荣，无人问津。在1914年9月2日到3日间的那个夜晚，政府撤离出首都，随行的有记者、戏剧界人士、官员、无所事事的有钱人和商人。

在时间和金钱方面，西蒙娜的母亲都要精打细算。经她手的每个生丁都会被记录在一个黑色大本子上。法国逐渐陷入这场无休止战争的泥沼，粮食的供给变得更加困难。弗朗索瓦丝想方设法弄到一些食物：菊芋、甜菜、宝塔菜、马内。她用面粉做汤，做没有鸡蛋的鸡蛋卷，“质量可疑的”人造奶油代替了黄油和食用油，苦涩的糖精替代了糖。喝的是“无花果酒”——一种用无花果干发酵后在家里酿成的酒。战争的痕迹随处可见。孩子们的游戏也是在反映他们所生活的世界。西蒙娜和普佩特的游戏变成了真正的心理剧：在一座被围困的城市，她们对抗饥饿，“从最少的资源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西蒙娜开始模仿当时的故事自己写作了。故事讲述的是一个英勇的阿尔萨斯孤女帮助她的兄弟姐妹们穿过莱茵河到达法国的经历。但是，由于地理知识缺乏，她的第一次文学尝试失败了。于是她想出了一些适合当时形势的游戏：她妹妹扮演沙皇，她扮演普安卡雷总统。

学校的教育也和战争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课堂上，大家读的是充满爱国气息的《七岁的小战士》、《一个洛林女子致兄弟的信》或是《致法国人的信》，他们背诵安德烈·特里耶的《一个洛林女子的遗赠》、维克多·雨果的《为国捐躯者》，或是维克多·德·拉普拉德的《一位士兵父亲给小学生的寄语》。从作文的题目也可以看出，人们想让孩子们知道他们在为自己学习的同时也在为祖国学习，努力学习不仅是一项爱国任务，也是在对为他们而参战的人表达感激。战争那四年，学生们参加了所有的公开募捐日活动，如“前线士兵日”、流亡法国的“比利时人日”、“75日著名的大炮。”、“军队圣诞日”、“结核病士兵日”，等等。卖徽章的孩子们工作勤勉，尽心尽责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在蒙帕纳斯，帽商保罗家的孩子们穿着阿尔萨斯人的服装，他们家的生意取得了很大成功。西蒙娜（七岁）和艾莲娜（五岁）也因为戴着天蓝色的小军帽而大出风头，这顶帽子是母亲请人用别人给的一块呢绒做成的。

在上街卖徽章的活动中，十四区所获收益位于巴黎所有区之首，这是因为蒙帕纳斯大街的咖啡厅里聚集了很多人。在多姆咖啡馆，客人们还在玩着多米诺骨牌，而罗通德咖啡馆则迎来了新的顾客群，休假的军人想来此排遣战壕中的恐惧，被战争封锁在此的外国人来此讨论他们所知道的关于自己家乡或真或假的消息。这里的女人都化着妆，留着艾莲娜·佩德莉娅那样的流行的短发。这里也总有些奇装异服的艺术家。“这是一窝失败主义者。”乔治总是这样说。当西蒙娜问他什么是失败主义者时，他回答说：“就是一个相信法国会战败的劣等法国人。”

战争时期的艰苦生活损害了西蒙娜的健康。八岁的她已经变得“虚弱而胆小”。医生嘱咐她要上体操课，家人给她找了个非常狭窄的紧身衣。她的一个阿姨看见她时惊呼：“她就像只小猴子！”她上体操课时，这些词的残忍含义便完全显现出来了。体操课上的“女孩子们穿着浅蓝色的针织紧身衣和有着漂亮褶子的短裙”。这些孩子们跑着、跳着、单足旋转、放声大笑，带着“我那时认为是流氓才有的大胆。我突然觉得自己又笨拙又难看，像只小猴子”。

在《一位良家少女的回忆》中，她多次提到过此事：“我的裙子很不好看，这更突出了我的笨拙……这些照片显得我打扮得滑稽可笑、笨手笨脚，当我意识到这点时我非常难过……”她也多次提起“表姐安妮经常把自己不穿了的旧衣服送给我……”

在《当精神占据上风》里，西蒙娜·德·波伏娃试图对过去作一个总结。她这样描述：“那时我总是穿着紫红色的裙子，纱袜上常有窟窿，鞋子笨重，不施粉黛，指甲脏兮兮的。”在回忆她去童年的朋友伊丽莎白·L.家时，她仿佛又看到了“长纱袜和被太阳晒得颜色斑驳的夏天的裙子”。扎扎不得不把自己的衣服借给她，“那些小孩都在暗地里偷笑”。西蒙娜·德·波伏娃还回忆说：“我妹妹和我总是把衣服穿得绒毛磨光露出织纹，甚至比这还要破旧。”有几次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受邀参加“极其奢华的宴会”，那里的小女孩都穿着带花边的丝绸裙子，而“我们却穿着颜色灰暗的毛线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