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她向自己庄严立誓：“绝不虚度光阴！”刚隐约意识到责任，她便为自己虔诚的追求制订了规则。从此时间变得神圣，西蒙娜必须尽快完成学业，开始真正的生活。她小心谨慎地安排自己的时间，按她自己的说法，她就像个精神病人。

首先，睡眠要减少。她不断压缩睡眠时间，梳洗的时间也减到了最少。卫生间里非常狭窄，洗手池下面还有个煮衣桶，没有暖气和自来水，梳洗都很不方便。于是她决定从此以后就勉强刷刷牙，不再清洁指甲了。她的日程表上也没有给无价值的阅读和闲聊安排时间，此外，她还宣布星期六上午不再去打网球了。这事让母亲火冒三丈。网球！这可是一种能区分上层社会和普通人的高雅运动！星期六上午的网球是必不可少的社交活动，能给青年男女提供结识的机会，是促成姻缘的有利土壤！

西蒙娜只好服从，星期六上午继续打网球。反之，父亲的怒火就没能说服她放弃在吃饭时学习希腊语动词或是解她的数学题。她出现在餐桌旁时也总是带着她的语法书，咕噜着希腊语变位。有时她会在餐盘旁边放个本子，头也不抬地在上面写满方程式。在家里，大家都为她的“落拓不羁”感到惊奇。

她不在意任何人的看法，专心致志地为自己的目标奋斗！她力争按自己的计划行事。她强迫自己拿出些英雄气概，认为这是摆脱平庸的最好方法：与其说这是让她有放弃娱乐的遗憾，还不如说她在禁欲苦修。她辛苦地学习，疲惫不堪，头昏脑涨，她竭尽全力，而且一天比一天用功。她的期待已经转变成了坚强的意志，变成了一种自我挑战的自由。她从勤奋学习和自我超越中获得乐趣，像圣徒一样严格要求自己，她把自己看作一个征服者。她意识到自己想成为冒险家式的人物，这种意愿是一种力量——灵魂的力量。

她在追逐承载幸福的圣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她停下。她要穿过魔法森林，通过剑桥，然后进入被诅咒的城堡，在那里，可怜的少女们在悲叹：

总是编织丝绸被单，

自己却不能穿得好一点。

总是贫穷露体。

总是饥寒交迫。

总有一天，她会把她们都解救出来，但是她不能轻敌。

秋天，她的外祖父古斯塔夫·布拉瑟尔在经历漫长的痛苦之后去世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做着发财的美梦。他瘫痪了，平躺在床上，但是他还不时对妻子说：“我有个想法，我们就要发财了。”他死时还抱着这个坚定的信念，但已经身无分文。他的妻子后来靠给人提供膳宿维持生活。

西蒙娜从头到脚一身黑色穿着。外祖父的去世并没有让她过于悲伤。这位老人一次又一次破产，而且还诱使乔治也落入陷阱，导致了乔治的破产。他一生都在上当受骗，这些骗子也使得西蒙娜的生活中有了敲诈、诉讼、债主。这位巴尔扎克式的家长一直都不能接受儿子于贝尔按他自己的意愿结婚，他觉得这门婚事“和他的地位不相称”。他对待自己姓布拉瑟尔的亲孙子如同远亲，“他们告诉我们这是些无关紧要的表兄弟。”

在纳伊私立学校，有两位老师给西蒙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是梅西耶《一位良家少女的回忆》中的朗贝尔小姐。小姐，她三十五岁时取得了大中学校哲学教师资格，要知道当时获得这种教师资格的女人可是屈指可数。这些女性先驱人数极少，她们的照片都被放进了《名流》里，除了单人照外，还有和家人的合影。梅西耶小姐就是通过知识获取成功的典范，她鼓励西蒙娜投身哲学。

第二位老师是教授文学的罗贝尔·加里克。他是左派天主教徒，组织了一些学生团体去为贫民窟的工人们免费授课。西蒙娜第一次听人说应该向普通民众普及精英们的知识。加里克很年轻，只有三十多岁，他的热情极具感染力。

西蒙娜报名参加了加里克的社会小组。她成了贝尔维尔小队的队长，他们在一栋大建筑物里面聚会。她每周要为那些女工人、女学徒讲授一次法国文学；小队的其他两个成员则负责教授英语和体操。她喜欢活动中心欢快的气氛，但是她最为看重的还是这个活动带给她的自由。她常借口去这些地方授课和妹妹一起去散步、看电影。很快，加里克的事业就让她失望了。年轻的女工们到那里只是为了聊天、调情，或是在活动中心举办的舞会上跳舞。加里克吹嘘的社会团体之间的友谊根本就站不住脚。“大家只是在一起消磨时间。”西蒙娜这样对我们说。这样的活动持续了两年时间，之后她坚信这样的行为收效甚微，并长时间拒绝继续参加活动。她认为知识分子的活动应该在思想领域，而不是跑到大街上去。

加里克的文学课却给她打开了新的视野。她开始在拉丁区的书店贪婪地看书，一站就是几小时，读所有经她手的书籍。她在奥德翁街七号的“书友之家”预定书籍。在那里，阿德里安娜·莫尼耶穿着棕色粗呢裙接待文学界所有的重要人物。对面人行道上的奥德翁街十二号的店主则是阿德里安娜的女友西尔维娅·比奇，她把所有美国文学界的浪子们邀请到她的“莎士比亚书店”这是一个书店沙龙。作者们在这里朗读他们的作品。乔伊斯在这里朗读过《尤利西斯》的片段，雅姆、克洛岱尔、纪德、瓦莱里、于勒·罗曼也常来这里。阿德里安娜·莫尼耶从这里收到过达达主义者最初在苏黎世创作的作品。在这里，阿拉贡、苏波、布勒东创办了《文学》杂志。常来这里的作家还有法尔格、莱奥托、桑德拉尔、雅各布、勒韦迪、维尔德拉克、杜阿梅尔、萨蒂、米约、奥里克、卡特琳娜·曼斯菲尔德、安德烈·尚松、莫鲁瓦、马丁·杜·加尔。年轻的作家们常聚集此地以结识前辈。。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间里，这两家书店可以说是社会精神生活的支柱。西蒙娜就是在这里初步学会了写作，她读遍了阿德里安娜的藏书，除了预定允许带走的两本书外，还常常把四五本书悄悄塞进公文包里带出去。

她拼命读书，直到自己头晕目眩。她读了纪德、克洛岱尔、莫里亚克、哈第盖、雅姆、普鲁斯特、维尔德拉克、雅各布、莱奥托、勒韦迪等人的作品，以及当时昙花一现的前卫杂志。阅读是她唯一的乐趣。

在雷恩街七十一号，与文学有关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了。乔治那时在《法兰西评论》上班。杂志的主编是安托万·勒迪耶，他在自己的小说《莱昂娜》、《皮耶雷特》中积极维护女性道德。1918年他出版了《丽松的婚姻——士兵和没有嫁妆的女孩们必读》。和他所有撰稿人一样，他也十分欣赏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欣赏阿纳托尔·法朗士的文笔。他宣称当代作家都自命不凡、颓废堕落、伤风败俗。乔治和他的朋友们也都随声附和，揭露现代艺术家们所用的骗术。“在指责时”，他们总是把矛头对准西蒙娜，西蒙娜则奋起反击，批判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唯美主义：“（他们只是一群）野蛮人。”

弗朗索瓦丝将她女儿在读的几本书翻阅了一遍，总结说：“并非如此。”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观点，讨论已经上升到了动摇原则的高度。

戏剧是产生争执的另一个话题。乔治反对让戏剧舞台面貌一新的革命，认为巴蒂、茹韦、比托耶夫“这些外国佬”正在毁灭法国文化；外国剧作家的戏剧，不管是皮兰德娄的还是易卜生的，都在败坏公众道德。一个在跟他排戏的法兰西喜剧院的年轻演员向他指出大家已经不能再忽视易卜生了，他非常骄傲地回答说：“我，我就可以。”

西蒙娜认为父母太固执，他们则为她所选择的道路哀叹不已。他们已经无力禁止她阅读某本书或是观看某出戏剧，于是他们努力让她相信她的爱好和她的想法都会导致她的自我毁灭，她的这些想法一文不值，而且和她的地位不相符。

讨论、论证都不会得出任何结果，大家各执己见。但是在争执中西蒙娜并没有输，反倒更加坚定自己的立场。她从中学到了如何避免晦涩、模糊的概念，也学到了如何直率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十八岁时，她已经开始觉得自己“性格鲜明、受人排斥、与众不同”。但是她喜欢的那些作家就没有告诉她作家必然会被社会排斥吗？她从自己身上感受到了他们的忧虑，她也和他们一样，热情地选择了非道德主义一种摒弃道德规范，否认道德的存在及其社会作用的伦理学理论。——译者注。

现在，她开始怀疑起自己所受的基础教育了：宗教、女子特征、政治。在和父亲无休止的争论中，她时常起来反抗。“我们的争执很快变得更加激烈了；如果他表现得宽容一些，也许我可以想着我父亲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从而接受他的意见，但是那时我还什么都不是，我已经决定成为一个和他观点、见解相对立的人……”她特别反对父亲的婚姻观念。和他那一代的大多数男人一样，他也认为丈夫有权“在婚姻契约上划上几刀”，但是妻子却必须永远保持贞洁、清白、忠诚。而西蒙娜是不允许夫妻的一方欺骗另一方的，她宣称男人和女人其实是相同的人，要求他们相互尊重、绝对平等。那时她已经认为流产不应该是违法行为，身体是自己的，在自己身体里的一切又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对于一个在天主教环境中长大的女孩来说，这样谈论一件“大家绝口不提”的事情是种不可思议的大胆举动。如果说还有禁忌的话，那就是这件事情了。就算西蒙娜只说了“流产”这一个词，大家也可以估量到这个挑战是何等的激烈。

20世纪前三十年，有一个小型的女权运动，这场运动主张妇女有权选择生育的时间或是拒绝生育。这场女权运动的领军人物是内莉·鲁塞尔，她生育了三个孩子，丈夫是位雕刻家。她投身于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宣传活动中，和她的小叔保罗·罗班站到了同一阵线。保罗·罗班曾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后因尝试“男女同校教育”被除名。早在1895年，他就开办了一个诊所，教贫穷的妇女避孕。内莉常为《重生报》撰写文章，后来她被起诉时，司法部借口报纸不应该刊登与法律和良好风俗相悖的言论而拒绝给予她在报刊上答复的权利。判决对她不利，她被指责在建议妇女避孕的同时没有提醒她们保持贞洁。新马尔萨斯运动有别于马尔萨斯运动，它不是劝它的信徒们放弃性生活的欢愉，而是要求他们在追求“性福”的同时采取必要的避孕措施来避免生育。判决书在说明理由时是这样记载的：这种理论反道德反社会，可能会阻碍人类的进步，造成人类的堕落，内莉·鲁塞尔颠覆了文明人所赖以生存的爱国原则。

内莉·鲁塞尔继续同“法国人口增长同盟”进行斗争，反对共和国主席在《马赛曲》的乐声中为多产的母亲颁奖。1920年，她在《妇女之声》中写道：“肚子罢工吧！别再为资本主义生儿育女了！它不择手段利用女人的身体，它肆意糟蹋女人的肉体！”但是战争造成了一百八十万人的死亡，政治家们都希望增加人口，并投票通过了1920年法案，规定人流是犯罪行为，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增加人口委员会”以道德的名义命令女人生育。内莉·鲁塞尔于1922年去世，她临死还在呼吁女性独立和倡导一种新式的两性关系，却总是徒劳无功。

后来西蒙娜也致力于推动修改1920年法案；二十五年后，她用自己墓志铭般的名言“我们并非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后天变成的”动摇了社会的根基。

十七岁时，对现实不满的波伏娃就敢于反对父母，用自己的思想否定大多数人的观点。个体和人格对她来说是唯一的真实存在；等级和社会对她而言都是些人为构建的东西，是文化的产物。

她和父亲的观点相左，在捍卫自己的观点时，她发现自己势单力薄。她曾想过像老师家长们所教导的那样，成为最优秀的学生，然后准备教师资格证书的考试，但后来她发现她的家人和周围的人都只是把这当成权宜之计。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藐视劳动，但她发现大家指责的她的那些价值观恰恰是人们以前向她反复灌输的。她觉得不公平，于是奋起抗争。她认为一切都因为成见而变化不定：有时她应该好好学习，有时学业又使得她脱离了她的生活圈子并使她成为一个下等人。有时劳动是神圣的，有时他们又认为上等人都是无所事事的，只有社会渣滓才会工作。

有时大家说她有男人才有的智慧，有时她又只是个女学究；既然她不属于在所有方面都能发挥聪明才智的性别，她的智慧就只能带领她走向失败。没有人赞扬她，也没有人喜欢她，尤其是她还被“欺骗”了这么多年。现在她被看作一个叛逆的人。她该向谁诉说自己的想法呢？她决定自己和自己交流。她开始写作，以多重身份来记录自己的生活。她因此有了一个出色的伙伴，她摆脱了束缚她的天罗地网。她开始写日记时满不在乎，但是她突然发现了一些出乎意料的东西，她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各种新颖的东西让她眩晕。她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走上了文学之路。“我就是风景和目光；我只通过自己存在，也只为自己而存在。”她异常兴奋，觉得自己得到了救赎和赦免。“我庆幸自己被流放了，因为这种流放让我得到了极大的快乐。”从那以后，她知道自己面对着只反映自己思想的白纸时会非常幸福：“我从自身经历写起。”生活经历已经为写作提供了基础。她开始把自己的经历写成故事，故事的主角艾丽安娜表现了她对“欺骗”的反抗和为自己辩白的欲望。她没能写完这个故事，但是同年夏天，在梅里尼亚克，她创作完成了她的第一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