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支“北狄”就是后来的匈奴，《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之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这也就是说，匈奴与禹夏族群有着血缘上的关系。但又说“唐虞之上有山戎、猃狁、荤粥”，似乎与“夏后氏之苗裔也”在表述上有矛盾之处。其实这是太史公作《史记》的一个特点——有闻必录，异文互见，矛盾冲突之处留待后世去慢慢辨析。如果史公当年不给我们留下这一部“有闻必录，异文互见”的《史记》，当年那些鲜活的历史传说恐怕早就被历史的积尘给淹没掉了。后代很多人就匈奴的族群种属问题做过大量的研究，比如王国维先生就专门写过研究匈奴起源问题的专论《鬼方昆夷狁考》，指出匈奴就是《易·既济》爻辞中记载的“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的鬼方部落（高宗即为殷商之武庚），并论证说：“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除《鬼方昆夷狁考》之外，王国维还有《西胡考》上、下及续考三篇，在续考中引用《晋书·石季龙载记·上》中的两段话证明匈奴体貌特征为高鼻深目多须，与西胡无异。陈序经先生作《匈奴史稿》，既不同意司马迁的说法，也不同意王国维的说法，认为“匈奴人不是夏后氏的苗裔，不是华夏族。也不是唐虞以上的犬戎、荤粥，不是殷、周时的鬼方、昆夷、獯鬻、猃狁。匈奴是黄种人。其后与外族长期接触、通婚，也有了其他种族的血统”，并且得出结论说：“蒙古人是突厥人的后代，而突厥人是匈奴人的后代。同时，这三种人也可总称为鞑靼人。”

我认为，匈奴作为一个曾经与汉王朝并峙于世的庞大草原帝国，不可能突然出现，而先秦史书中记载的鬼方、昆夷、獯鬻、猃狁等游牧部落也不可能突然消失，他们与匈奴生活在同一地域，在年代上有前后的继承关系，又有着同样的生活方式，说他们就是后来的匈奴并无不可。作为一个横跨北亚草原的巨大存在，匈奴不可能是一个单一血统的民族，而只能是一个血统混杂的部落联合体。在这个部落联合体中，即能找到高鼻深目多须的西胡血统，也能找到操着通古斯语的东胡血统，当然也能找到华夏人的血统。匈奴王族像华夏族一样，也是崇拜龙图腾的，所以他们的祭拜之地称为“龙城”。他们把龙神作为天神，《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图腾崇拜是一个民族历史深处的原始记忆，匈奴王族崇拜龙图腾，是一种强烈的文化归属符号，对于判别匈奴王族的来历有着重大意义。实际上，匈奴王族不仅祭拜龙神，同时还崇拜自己的祖先和鬼神，这些都与华夏民族无异。更为巧合的是，与华夏族的皇帝被称为“天子”一样，匈奴的单于也是他们的“天子”——《汉书·匈奴传》载：“单于姓挛鞮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逻辑学上有一种规律性的认识：一个巧合谓之巧合，众多巧合加在一起就不再是巧合，而变成了一种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的同类关系。匈奴王族与华夏族之间，显然存在着这种内在的同类关系。所以，谁能说太史公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讲述的“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是没有根据的臆测呢？

诸戎里面，还有一批叫做“山戎”部落，这批“山戎”就是钱穆先生所说的长期生活在黄河中下游的华夏文明地区与华夏族“华戎杂处”的部落。顾名思义，所谓“山戎”，就是生活在山水之间的戎人，不过，这批山戎部落显然也不是游牧部落，而只能是渔猎部落，因为只有山水间的渔猎部落能够与生活在平原上的农业民族相安无事。如果是游牧部落，其活动边界必然要向平原延展，那就必然要侵犯平原上的华夏农业民族的利益，双方是不可能在一个区域内长期相处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华夏农业文明成熟之后，作为游牧民族的西戎和北狄早早就离开了中原，而山戎还能继续留存生活很长时间的缘故。山戎就是后来出走到东北地区的乌桓，也叫“乌洛浑”。在由通古斯语发展而来的蒙古语中，“乌洛浑”就是“山里人”的意思（看来，直到西周时期，中原的华夏民族还是听得懂通古斯语的，这从汉语的“朝鲜”族名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在通古斯语里，朝鲜被称为“肃良合”，就是彩虹的意思）。除了融合进华夏族的戎狄部落之外，山戎是最后离开中原地区戎狄部落，他们离开的最后期限应该是在春秋时期，中原大国的对外扩张和吞并使得很多小国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机会，这些夹杂在列国之间零星生存的山戎部落当然也必须面对各个中原大国穷兵黩武的现实，要么俯首称臣，接受同化和奴役，要么迁往他方，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很显然，一直到了孔子的时代，这些山戎部落还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孔子的学生子路就很喜欢在帽子上插上野鸡的彩翎，打扮成骁勇善战的山戎战士。由此看来当年的山戎部落还是很威风的。所以孔子感慨地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以上就是孔子诞生之前华夏族群的生存状态和历史环境。

春秋间“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见《论语·季氏》。，各国间展开了激烈而又残酷的兼并战争，“春秋无义战”

见《孟子·尽心下》。，连骁勇善战的山戎部落都只能落荒而逃，中原大地上再也没有了文采笙歌的景象，周公为周王朝建立起来的礼乐制度彻底崩溃，天下秩序大乱，天子失位，诸侯争霸，卿大夫擅权，“陪臣执国命”，失去了礼乐制度约束的权贵们把各自内心的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作为天下最重要的大事和人生的第一目标，而平民百姓在这种弱肉强食的残酷博弈下只能沦为彻底的牺牲品。“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千古之下，我们只能为之欷歔叹息。

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仿佛一夜之间回归于野蛮，历史进入一条黑暗隧道之中，谁也看不到这条隧道的尽头。

这一切，似乎都在等待一位朴素、率真而又坚忍的人物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