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五百多年前，“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少年孔子进入的应该是教授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等贵族工作技能的乡校，虽然《大戴记·保傅》载有“古者年八岁（《礼记·内则》记为十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古代男子十五岁时把总角解散，扎成一束，称之为“束发”。《大戴礼》这段话应该是指贵族子弟而言。考虑到孔子童年与少年时期“贫且贱”的状况，应该是到了束发之年才得到正式求学的机会，所学也应该只能是作为“进身于贵族阶层中当差服务”之技艺的小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至此，命运似乎对小孔丘转变了面孔，减去了几分严酷，增加了几分温馨。不过，这种温馨却没有持续多久，命运再一次向他露出严酷的面容，并把这种严酷推向了极致——十八岁之前（或就在十七岁），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颜徵在于贫病交加之中撒手人寰，生年仅得三十二岁。

司马贞《史记索隐》：“徵在笄年适于梁纥。”《礼记·内则》：“女子许嫁……十有五年而笄。”按此，女子笄年即十五岁。颜徵在十五岁仲春适于叔梁纥，当年十月（周历）庚子产下仲尼。《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十七（应为十八）岁前母死，其母的年龄应不超过三十二岁。幼年丧父，少年丧母，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人生的巨大灾难，何况小孔丘早就跟着母亲离开了自己的家族，依于母族为生。母亲去世，少年仲尼更可以去依谁？况且，母亲去世的时候，小孔丘甚至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陬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

“殡”者殓而未葬；“衢”者，大路；“挽父”者，拉车之人也。

“五父之衢”在《春秋左氏传》中出现过多次，如《左传·定公六年》：“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诅于五父之衢。”《左传·定公八年》：“阳虎说甲如公宫，取宝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寝而为食。”可见，“五父之衢”是一个公众场所，近似于今天的广场。

《孔子世家》这段话是说：孔子的母亲去世后，孔子因为不知道父亲的墓地，为了把母亲与父亲合葬，便暂时把母亲的灵柩停在鲁国都城外东南方（陬邑就在鲁国都城东南方）一个叫五父的大路口，这充分显示了孔子在埋葬母亲这件事上是非常慎重的。后来，一位陬邑车夫路过此处，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这位车夫的母亲应该认识故去的颜徵在，便赶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孔子，孔子才得以找到父亲的坟墓，把母亲与父亲合葬在防山脚下。

孔子父叔梁纥是鲁国著名的武士，不仅在鲁国赫赫有名，并且“以勇力而闻于诸侯”，这样一个名声在外的英雄，在鲁国都城之内怎么可能没有人知道他的葬身之处？况且叔梁纥葬身之防山距离鲁国都城不过十多公里，并不是边邑之地，孔子如果知道已故陬邑大夫叔梁纥就是自己的父亲，即使不知道葬在哪儿，去防山所在的陬邑地方打听一下，不过半日的行程。孔子何惜脚力，而把母亲的棺材“殡于五父之衢”，任人嘲笑议论乎？另外，孔子还有一位叫“孟皮”的兄长在世，虽然跛足，但向弟弟指点一下父亲的墓葬所在，应该不成问题吧？但显然孔子并没有通过兄长这条最直接的途径来寻找父亲的坟墓。所有这些，都指向一点：孔子此前根本不知道生身之父的名字与身份。至于颜徵在为何从来没有告诉孔子关于他的生身父亲的身份与名字，前面已有说明，因为颜徵在已在叔梁纥去世后“自出”于夫家，不再是夫家之人。又加之“自出”于夫家之后依母族而生存，在母族长辈面前毕竟不甚光彩，况又不祥（以幼子少母之身而丧夫，人生之大不幸，是为不祥），加之内心幽怨难平（为梁纥撇下幼子少妻，任其艰难度日，一也；梁纥身后，幼子少妻不容于梁纥之妻妾子弟，被排挤出家门，二也），自然耻于提及。孔子应该隐约知道母亲与父亲的一段故事，可是没有人明确出来指点。他把母亲之棺“殡于五父之衢”，首先是为寻父，不仅仅是为寻父葬之处也。否则，孔子有很多渠道可以很轻易地找到十多公里之外的父亲墓地，何必把母亲之棺“殡于五父之衢”？“陬人挽父之母”告诉小孔丘的，首先应该是他父亲的姓名和身份，其次才是墓葬之所。由此，孔子才第一次明确得知自己是陬邑大夫叔梁纥的儿子。

又，《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

这段记载是孔子此前不知其父为何人的又一明证。

“绖”是古丧服中的麻带，在首为首绖，在腰为腰绖。所谓“孔子要绖”，就是说孔子腰上系着为母亲服丧的麻带。这段记载用现代汉语表达的准确意思是：孔子刚刚从母亲的葬礼上回来，腰上系着的丧服麻带还没来得及解下，听说季氏在府中为士族举办宴会，就匆忙赶了过去，结果被季氏的家臣阳虎在门口拦住，呵斥道：我的主人季氏设宴款待士族之人，并不是要款待你这种人。孔子无奈，只好退了出去。

清儒崔述对此评论说：“衰绖而往，失礼大矣。”

问题在于，孔子为什么会做出这种失礼的行为？是什么因素让这个从小好礼并且已经开始正式学习“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知识的少年如此冲动而不顾礼仪？

阳虎的话从反面给我们做出了解答：“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明确地指出孔子的身份不属于这次宴会所宴请的客人——士族阶层。

前面说过，春秋时期“贵族平民间尚有新兴之士族，或是贵族后裔之疏远者，或是贵族之破落者，与夫平民中之俊秀子弟，因其学习当时贵族阶级礼乐射御书数诸艺，而得进身于贵族阶层中当差服务，受禄养以为生。此等士族，各国皆有，而鲁为盛”。

见钱穆《孔子传·孔子的先世》。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了解，春秋时期，虽然社会阶层上下流动加剧，但是要成为居于贵族之末、四民之首的士族阶层，必须通过两个渠道。其一是家族血缘身份的继承，也就是来自“贵族后裔之疏远者”或士族阶层，其二是“平民中之俊秀子弟，因其学习当时贵族阶级礼乐射御书数诸艺，而得进身于贵族阶层中当差服务，受禄养以为生”者。

此时在季氏的家臣阳虎眼里，未成年的小孔丘既不来是自第一种渠道（他并不知道小孔丘就是已故陬邑大夫叔梁纥的儿子），也没有获得第二种资格（虽然已经开始学习“小六艺”技能，但却没有进身于贵族阶层当差服务并且得到禄养）。所以，阳虎把小孔丘阻在季氏门外，是很正常的事情。其实，这与崔述所说的“失礼”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但在小孔丘看来，事情逻辑却完全相反。他终于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陬邑大夫叔梁纥的儿子！既然是叔梁纥的儿子，就是当然的士族成员，根本不需要通过第二种渠道的甄别与选拔，不需要得到贵族阶级的承认与禄养。所以他才这样匆忙地赶来参加季氏的飨士宴会，他的身上，正涌动着一股长期受侮辱受损害的少年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的激动与张狂。

霸道的阳虎不分青红皂白地给了这个一直到了十八岁之前才找回自己身份和自尊的少年当头一棒。

这当头的一棒，将在孔子的人生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彰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