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历史文献对孔子的职业和行为没有系统的记载,孔子的生命轨迹在文献所记录的一些历史事件以及孔子对这些历史事件所作的评价之中若隐若现。
一、《论语·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陬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这段记载是说,孔子进入鲁国的太庙,也就是周公庙,看到每件事情都要问个清楚。有人便嘲笑说:“谁说已故陬邑大夫叔梁纥的儿子懂得礼呢?他到了太庙里面,每件事情都要向别人请教。”孔子听到了这种嘲笑,回答说:“这正是知礼的行为。”
这件事情,可以与孔子另一段表述相比较来理解,才能明白孔子为人的率真与诚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见《论语·为政》。
钱穆先生解析“子入太庙”这段记载的年代说:“此事不知在何年?然亦必已出仕,故得入太庙充助祭之役。见称曰‘陬人之子’者,其时尚年少,必当在三十前。然其时孔子以知礼知名,故人或讥之。”
钱氏此解甚当,但还需做进一步解析。孔子被人称为“陬人之子”,必在以知礼闻名之初,“陬人之子”并不是知礼的必要条件,因为“陬人”即已故陬邑大夫叔梁纥,而叔梁纥身为武士,并不以知礼传家。之所以被叫做“陬人之子”,是因为孔子刚刚被承认是叔梁纥的儿子不久,人们还习惯性地用“陬人之子”这个新身份的符号来称呼他。而能够入太庙,必定是已经出仕并获得了一定的地位。综合以上因素考虑,孔子此时应该已经从“委吏”、“乘田”的初仕位置上获得了提升,凭借自己娴熟的“六艺”技能得到了中层文职的禄位,所以才得以进入国家最神圣的太庙做助祭的工作。 此时孔子的年龄,应该在二十一岁至二十五岁之间。
二、《左传·昭公十七年》载:“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官名,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这段历史记载是说,鲁国的附庸国郯国的国君前来朝见鲁昭公,鲁昭公设宴款待他,出席宴会作陪的鲁国大夫叔孙昭子向郯国国君请教郯国上古先祖少皞以鸟名作为官名的由来,郯国国君详细地做了解答。孔子听说了这件事情,认为这是一个学习上古礼仪制度的好机会,随后马上前往国宾馆拜访郯国国君,向他仔细请教了关于东夷古国的礼仪制度。请教完毕,孔子出来很有感慨地说:“我听说周朝天子那里懂得礼仪的官员都离开了,关于上古礼仪制度的学问散落四方,在一些古老边远小国还有保留。看来是真的这样呀!”
这段历史记载,呈现出三方面的意义:1.明确纪录了孔子向郯国国君请教上古礼仪制度的年代;2.孔子有资格前往国宾馆拜访来访的一国之君,说明孔子此时在鲁国已经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名声和学术地位;3.清晰地记录了孔子努力向学的精神和实践行为,与《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关于学习方面的语录互相映衬,向后人忠实地展现了孔子“学而不倦”、孜孜以求的生动形象。
是年为公元前525年,孔子二十八岁。
三、《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然而长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这一记载是说:孔子跟随鲁国乐官师襄子学习弹琴,学习一支曲子就反复弹奏了十天。师襄子说:可以学习新曲子了。孔子说:我已经学会了这首曲子,但是弹奏技法还没有完全掌握。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又说:你已经弹奏得很熟练了,可以学新曲子了。孔子说:我还没有领会到这首曲子的内在精神。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我认为你已经领会了这首曲子的精神了,学习新曲子吧。孔子说:我还没有清晰地辩察出这首曲子的作者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孔子停止弹琴,站在窗前望着远方静默深思,然后说:我知道这首曲子的作者是谁了,黑皮肤、高身材、眼神纯洁善良,四方都拥他为王,不是周文王谁又能作出这样的曲子来呢!师襄子听了孔子的话,不由得离席拜倒在孔子面前,说:我的老师说这首曲名就叫《文王操》呀!
《孔子家语·辩乐解》亦载此事,字句有所出入,意则如一。
此事发生的年代一说为鲁昭公十七年,一说为鲁昭公十九年。《史记·孔子世家》载此事于孔子五十九岁离卫去晋欲见赵简子之前,即鲁哀公二年。但鲁哀公二年孔子身在卫国,无由回到鲁国,也无由长时间地追随鲁国的乐官学习弹琴。我以为此事应当发生在孔子三十岁开办私学之前的学习“大六艺”的阶段,因为此事一方面很传神地展现了孔子“学而不厌”、精益求精的学习精神,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孔子对于周文王这个历史人物所特有的精神风貌的深刻了解,说明孔子此时的学识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故采鲁昭公十九年之说。
是年为公元前523年,孔子三十岁。
四、《论语·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
此语不载年代,当是孔子后日教导学生之表述。但观其气概,壮烈激越,为英年之气象,是为孔子早年追求天地大道之精神风貌的逼真描述。可以与“孔子学鼓琴师襄子”一段经历互相参照理解。
此语应为孔子二十七岁至三十岁之间慷慨激昂之求道精神的忠实表述。
五、《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岁。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子路问:‘君子尚勇乎?’孔子曰:‘义为之上。君子好勇而无义则乱,小人好勇而无义则盗。”
这是一则有趣的记载,其时应在孔子创办私学之初。
子路是孔子的大弟子,性情粗犷爽直、尚勇好斗,经常被孔子批评,也经常批评孔子,而孔子却不以为忤,这在孔门弟子中是极其罕见的。这种经常与老师直来直去的互相批评当然是性格使然,也因为子路是入学最早弟子之一,其大师兄的地位使其成为代表孔门诸弟子与老师进行批评性对话的发言人。同时,子路对于老师的忠心捍卫也是孔门诸弟子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所以孔子说:“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
见《论语·仲尼弟子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