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北京火车站出发,背着硕大的旅行包。我先到了天津,清晨在马路边啃当地的小吃煎饼果子,闻到带着咸腥味道的大风。第五大道上的欧洲建筑充满了哥特式和仿曼尔屋顶突出入口导向的诱惑,它们构成了很多私密性的花园情调,深邃和幽静成为历史憔悴的守候,仿佛每个班驳的铜门,每扇雕刻花纹的窗户都在倾诉着一段古老的故事。透过矮矮的院墙,满园的花木尽在眼底,很多扇挂着蜘蛛网的百页窗紧紧闭着,如同一个被封锁心灵的少女,只能用偷窥的窘迫来掩饰内心的荒凉。道路两旁种植着高大的法国梧桐,它们婆娑地伫立于风中摇曳起稠绿的裙摆。如果从城市上端的一角俯视下去,整个天津就像一只巨大的海螺,躺在渤海岸边沉默不语,而第五大道则是这个海螺中的一颗耀眼的珍珠。早已经习惯这一切繁华胜景的人们,清晨从家中走出,骑上自行车摇摇晃晃地去上班,路过一个早点铺就去买一套煎饼果子,再经过这些道路时,只是专心致志地啃着手中的吃食,却忘记擦去嘴边残留的褐色甜面酱痕迹。
如果在上学和上班的路上能经过小白楼商业区的话,很多人会坐下喝一碗豆腐脑,当吃得满头大汗畅快淋漓时环顾左右,依稀还见到历时久远,斑驳殆尽的英文店名或广告。早期开辟清朝租界的洋人们留下了呛人的鼻烟油和廉价的香水味,他们将很多散乱的小商品零碎收集起来,挂上外卖的牌子,就成了一个百货云集的商业区。住在这里的人们被它们深深吸引,于是天津早在很多年以前便摩登了起来,我身边的一个抽烟袋的老人还用很纯正的天津话讲着天津卫,买卖多,要嘛都有。
我有意和他攀谈起来,十分钟以后我们聊到人生和幸福,老人敲着手中的烟袋,唾沫四溅地说幸福是嘛?幸福就是身体健康,嘛病没有。我问他就这么简单吗?那还有嘛比活着重要?他反问我,我今年71了,就想多活两天,别的嘛都不重要。
“那您年轻时有过爱情吗?”我问。
“当然有,我老伴死的早,可她年轻时倍儿漂亮,号称‘津门一枝花’呢!”
“那您心里不痛苦?”
“痛苦啊,怎么会不痛苦呢?可日子还得过啊,我知道我老伴在天上看着我呢,她肯定希望我活得时间长些,要不等我将来上去了,她一准得把我踢下去,还得说死老头子你怎么也上来,别叫我看着腻歪,滚下去。”说完老人捋着花白胡子呵呵笑了。
我看着他也笑了。
在太原旁边的一个小县城,我坐上一辆出租车,头发乱糟糟的司机问我去哪里,我说去五台山。他说我先去接个人行吗?先不给你打表。我说行吧。他把车开到一个小排挡的旁边,一个像蛇一样的女人从车门外游了进来,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她嘴唇血红,画着黑色的烟熏眼,仿佛刚刚吃过了死去的婴儿。司机淫笑着问:“小翠,最近怎么样?”
“还不是老样子,玩男人呗。”
“赚了多少?”
“昨天晚上玩儿了七个,累死老娘了。”
“那今儿陪我玩玩儿?”
“那得看你出多少钱了,少了可不行。”
“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嘿嘿。”
我对司机说停车,他回头诧异地问:“不是去五台山吗?”
“不去了,下车。”
我蹲在一棵柳树旁边,看着出租车在阳光里消失,进入阴影,忍不住呕吐起来,大口吐着,将早晨吃的面条全部吐了出来,它们淹没了树下的两个蚂蚁窝。一个小姑娘掩着鼻子从我身边跑过。我看到濒临死亡的黑蚂蚁在我的呕吐物里挣扎,挥舞着脚爪,我扔下去一根稻草,向蚂蚁们说对不起。
风起来的时候我感觉稍微好了一些,扶着柳树站起来,慢吞吞地走进路边的小旅馆。
我有点累。
有一天我在郑州的某条小巷子听几个老人唱着响亮的河南梆子,听到入神时,不小心撞到了一个拿着棒棒糖的小男孩,橘黄色的棒棒糖顺着路边的水泥台阶骨碌碌滚到阴沟里。他大概有7、8岁的光景,穿着短裤和小汗衫,头发稀疏微黄,楞楞地望着我,咧了咧嘴,一副欲哭的表情。
我忙从旁边的零食摊上给他买了一打棒棒糖。他双手捧着,咧开嘴,却还是哭了。我说:“小弟弟别哭别哭,你看这里有这么多糖呢。”他抽泣地说:“不中,不中,我还想要那个,”他指着阴沟说,“那个好吃。”我探头望望阴沟,哪里还有棒棒糖的影子。我说:“乖,不哭,这些比原来那个都好吃。”我给他剥开一个,放到他手里:“来,尝尝。”他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咂吧咂吧嘴,又舔了一下,而后将整个棒棒糖含到嘴里,转身跑进巷子深处。
阳光从树叶中散落下来,我拍拍手上的尘土。
10月份我来到西安。西安人好像不吃米饭,多半是肉夹馍、凉皮和满街的烤肉。夜色未浓,街边就到处支起烤肉架。啤酒,烤肉和聊天,这是西安人的夜生活。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三五成群的西安人坐在小矮桌边一手烤肉,一手啤酒,一脸的快乐。我总会呆立在路边看他们的脸,是否快乐可以如此简单?我也吃烤肉、烤鱼,各品尝一点后无限期待着熏肉大饼。第一次到钟楼边上的回民一条街吃烤肉,竟有惊艳之感,太多的烤肉架、太虚无的烟雾、太长的沥青色石板路。一恍惚,我以为自己走在古时某个朝代的街,瞬间我忘记了所有的痛苦,沉浸在所有的幻想之中。
那天晚上我在粉巷遇到一个戴眼镜的女孩儿,她坐在小马扎上,借着路灯看书。我没想到我会走过去和她搭话,话题就是从她手中的书开始的。我问她,“姑娘,你看什么书呢?”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操着浓郁的陕西方言说,“《白鹿原》,你看过莫?”我点点头,问:“你多大呀就看这个书。”“额都十八咧,”她说,“额明年考大学哩。”
我知道“额”就是“我”的意思,我说那你得好好学习啊。
女孩儿把书捧在胸口,无限向往地说:“额要考上北京的大学,额要去看天安门广场。”我问她:“你为什么要去北京的大学?”
“北京?北京好啊,北京的楼高啊,北京的人多啊,北京还有长城哩。要是能考上北京的大学额就幸福死了。”
“你觉得考上北京的大学就是幸福?”
“是啊,那是额的梦想哩。”女孩儿的脸上露出兴奋的色彩。
我说:“祝你成功。”她冲我摆摆手,做了一个“V”字的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