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回去，”我说到。

“这是为你好，泰迪。要不然你今晚就得去别处找地方过夜，”他说。

这点说服了我，老实说，以我当时的状态，随便有人劝两句也就依从了。

回家后我上楼睡觉，杰克找到了父亲，对他说：“我想你得去和泰迪谈谈。”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来敲我的卧室门，说到：“泰迪，要不要一起去骑马？”我回答到：“好啊，爸爸。”于是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杰克处理危机时的泰然自若和他与一个莽撞少年交流的方式成为了我想“赶超（catchup）”的另一面。不仅仅是向哥哥们的成就看齐，而且还要用他们的行为来规范自己。

父亲虽然仍在英国，但我感觉他就在身边。翻看发黄的信和歪歪扭扭的字迹，我为一直都把父亲的话牢记在心而感到欣慰：“尚（上）周我们开了个万圣节排队。我装成了一只鬼，从家一直走到了门口的路上去我没有去吓人因为你说过别吓别人因为他们心脏可能不太好。”

父亲从不让我们炫耀家里的财富。直到周围大多数的男孩有了自己的自行车之后，我才有了一辆自行车。后来，大多数朋友都已经有了汽车之后，我才拥有了第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哥哥姐姐们也是如此。有时候，我会为我们感到一点小小的悲哀，但我们从来没有抱怨过。很多年之后，当我们缅怀过去时，才真正明白这些约束对我们的成长是多么重要。一个潜在的原则是，我们得用实实在在的成绩而非炫耀来展现自己。

我并没有像父亲所希望的那样经常练习写作。“你和波比是全家最差劲的记者，”1940年9月他在一封信里这样批评我。那时德国正在轰炸伦敦，和城里其他人一样，父亲的生命面临危险。他那时候经常以男人对男人的口吻给我们讲轰炸的事情，就好像我是他在大洋彼岸一个见过很多世面的老朋友一样。

我不知道空袭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很激动，但我知道你们肯定不会害怕。如果你们每晚都听到这些枪声和炸弹声，一定会感到有些焦躁……我希望你们长大之后能致力于给人们带去欢乐而非像这场战争一样让大家恐惧。

好了，大男孩，给我写信吧，我想让你知道我是多么想要见到你，你我可是铁哥们儿哦，对吧？

爱你的，老爸。

相比之下，父亲写给14岁波比的信就更直接一些：

我想你可能对我现在的处境比较好奇。这里……48小时——最多不过72小时——之内肯定还有一次德军的空袭。有证据表明德国人纠集了很多拖船和渡轮，准备输送法国沿岸的军队。他们从法国沿岸发射的炮弹会像彩虹一样跨过英吉利海峡，掩护舰队渡海……

整个事情最后会落到美国人的肩上，因为这里的生产设施都被摧毁了……美国要努力生产更多的补给……不出几个月，我们就能把整个局面的主动权掌握在手里。

“整个局面的主动权”几乎已经暗示了美国将要卷入欧洲战场。我和波比还远没有意识到父亲意图让美国保持中立的做法和他认为英国会败给德国的悲观论调使他失去了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好感。他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原本牢不可破的关系似乎走到了破裂的边缘。正如新闻记者们多年之后研究发现的那样，因为直言不讳和尖锐批评，罗斯福在那之前很早就把约瑟夫·肯尼迪看成是个“危险的”人物，但同时又很依赖他的沟通协调能力和敏锐的信息搜集能力。

童年的我从未考虑过这些纠葛，但事情的结果让我很感兴趣。1940年秋天传来一些好消息，于是我兴奋地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爸爸，今天你告诉我你很快就会回家我很高兴。我把自行车漆成了蓝色和银白色，并且修好了，这样就不用买新的了。希望不会花太多钱。你在华尔大楼（wallhall）寂寞么？露丝、史蒂文斯（Stevens）和贝格利（Begley）先生还好么？他还像以前那样有意思不？史蒂文斯还去钓鱼么？我在华尔大楼的时候他为人好好，还带我去钓鱼。那边有雾没？空袭还来么？记得给我们写信哦。爱你的泰迪。

1940年10月26日，父亲最后一次以大使的身份从伦敦返回美国。那时的信件和日记显示父亲正处于非常矛盾的状态，他一边支持罗斯福谋求第三个总统任期，一边又对罗斯福渐行渐远的信任和支持心存不满。在回国后第二天的白宫晚宴上，父亲将他的沮丧情绪一股脑地发泄在了罗斯福身上。然而，就在第二天晚上，距离大选不到一周，父亲将自己与罗斯福的一切分歧放在了一边，以一个爱国者的身份向全国发表讲话。在这次他自己付费的广播演讲中，约瑟夫·肯尼迪通过哥伦比亚广播网（ColumbiaBroadcastingNetwork）全国114个广播站发表演讲，号召全国民众支持罗斯福连任。他把最煽情的部分——著名的“听天由命（HostageforFortune）”——留到了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