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杰克最后一次见面的场景已经因年代久远而变得模糊不清。它一点一点地从我的记忆中溜走，像回声一样徐徐逝去

记得我我们曾在佛罗里达州见过一面。好像当时我正准备飞往密歇根州为他进行助选演讲，还准备在演讲上稍稍抨击一下巴里·戈德华特 （BarryGoldwater）。杰克想知道我是怎么计划的，于是我给他看了我准备的道具，一个小瓶子，瓶子里装着水，金黄色的 。我准备围绕它讲个好笑的故事。“我觉得这样不太好，”记得杰克当时好像是这么说的。“你还是另外想个故事，想好了告诉我。”当时我似乎有点小小的失望，原以为这是个不错的故事。

11月22日，周五，参议院沉闷的一天。那天轮到我主持一个由新晋参议员参与的项目。大家对“联邦资助公立图书馆”话题展开了常规辩论，我在签发函件。

下午1点40左右，我听到前厅传来一阵尖叫，抬头瞥见参议院新闻联络官（Senate’spressliaisonof·cer）理查德·里德尔（RichardRiedel）大步走向门外。没一会儿，里德尔回来了，脸上挂着少见的表情，朝我快步走来。尖叫声是一个正在读美联社电传打字机的人发出的。

“你跟我来一下，”里德尔告诉我。他的意思是叫我去打字机那里。

我跟着他走出会议室。我知道出了事，出了大事，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来到打字机前，我看到了纸带上的短报。总统遇刺，生命垂危。第一个涌到我脑子里的反应是不相信。怎么可能？紧接着就是恐惧，我站在那里，听打字机滴答滴答的声音，听不进其他任何东西，听不见任何人。慢慢地我缓了过来，听到周围人在说话，一人说到，总统死了。

参议院的会议室一片慌乱。我冲出前厅，跑下国会山的台阶，直冲到我的办公室。我要和当时在西科瑞山（HickoryHill）家中的波比取得联系。1957年他和埃塞尔在那里买了一套公寓。

电话无法接通，全华盛顿的电话都无法接通。潮涌般的电话打进打出，通讯受到了影响。所有线路都中断了。

我的第二反应是琼。琼非常喜欢杰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会崩溃。我叫我哈佛的同班同学，杰克的顾问米尔特·基维尔茨曼（MiltGwirtzman）开车送我到乔治敦的家。同行的还有克劳德·胡顿，他当时正在华盛顿参加一个周末庆祝活动，我们不顾交通信号灯一路飞驰。克劳德和我们其余的人一样，被总统遇刺的消息惊呆了，遇刺地点德克萨斯正是他的家乡。

波比是中午的时候接到埃德加·胡佛电话的，他当时正在和埃塞尔、纽约州南部地区（SouthernDsitrict）总检察长罗伯特·摩根索（RobertM.Morgenthau）吃午饭。当时波比和摩根索正在就打击有组织犯罪问题进行会谈。波比三人正坐在屋外吃三明治，屋内一个工作人员听到了收音机广播，正往外跑的时候，屋内的电话响了。

我们在理发店找到了琼，她当时正在为周末朋友聚会做着准备。

波比和我最终在西科瑞山碰了面。他确认了一个我不敢相信的事情：杰克死了。

一时间，我的世界垮掉了，感觉好似丢了魂。但是我知道我得振作起来，我得一步步地往前挪。大家都在指望我，我得去见父母，我得安慰他们。

基维尔茨曼把我送到了白宫。我叫一位助手接通了海恩尼斯港的电话，让人恐怖的几秒，让人痛苦的噩耗。

母亲接的电话。她听说了，父亲躺在二楼床上，还不知道。需要有人当面跟他说，我告诉母亲我来。

我联系了尤尼斯，乘直升机和喷气式飞机一起返回了家。到家那一刻，将要发生的场景一下将我的恍惚击碎，恐惧随之袭来。我挣扎着站起身，走下飞机，走进前门，走上楼梯，来到父亲的卧室。父亲当时正在睡觉，我不忍心打搅他最后的片刻宁静。我看到了他床边的电视机，一步上前把电线从墙上扯了下来。

房子整晚都挤满了亲人。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噩梦般的夜晚，第二天早上，把消息告诉给了父亲。想起当时的场景，我至今都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11月24日，星期日。尤尼斯和我把母亲接到了华盛顿，在我们在杰克的遗体前进行了祷告，追悼仪式在国会大厦（Rotunda）举行，前来悼念的群众绵延3英里。第二天，圣马太大教堂（St.Matthew’sCathedral）为杰克举行了安魂弥撒（funeralmass）。这些年，薇琪和我经常来圣马太大教堂做弥撒，走到祭坛前，瞻仰大理石地板上的铭文：“公元1963年11月25日，于阿林顿国家公墓安葬、重生之前，肯尼迪总统遗体曾在此施与安魂弥撒。”

杰克死后，痛苦的波比几乎成为了悲剧中的另一个悲剧。埃塞尔和母亲都担心他没法度过这一关，至少无法在精神上挺过来。波比的朋友，纪传家（chronicler）阿瑟·施莱辛格（ArthurSchlesinger）记录下了杰克葬礼前一天晚上波比在白宫客房（LincolnBedroom）里独自消沉的场景。好友查尔斯·斯堡尔丁（CharlesSpaulding）起身去关门，波比突然崩溃失声哭泣：“为什么，上帝？！”波比因为杰克的离去心力憔悴，有时候他会一个人静静地呆上几个小时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