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红楼一梦

1925年10月底，蒋经国和友人登上停靠在上海江湾的一艘苏联货轮。他住的舱位原先是做运载牛只之用。船还没开动，他已经反胃欲吐，起了放弃成行的念头。但是，看到同行友人强自撑着，经国晓得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儿子”，可不能半途而废。不久货轮开动，沿着拥挤的黄浦江下行，经过西岸栉次鳞比的欧式建筑物，臭气冲天的苏州河，以及绵延数英里的肮脏工厂和船坞。学生们唱起《国民革命歌》和《国际歌》。不到一小时，船已开进混浊的长江口，最后开进了碧蓝大海——东海。蒋经国此去十二年之久，不曾再践履中国国土。

九十名学生乘客之中有位十八岁的姑娘张锡媛，她在一年之内就成了邓小平的爱人。蒋介石的首席秘书、地下共产党员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还有另一位十八岁的安徽青年共产党员陈绍禹也在船上。陈绍禹在中国共产党内使用的化名是王明，日后成为蒋经国和毛泽东的大敌。

学生们组成小团体，一起开会、讨论、研究和进餐。经国第一次过团体生活，觉得高兴又充实，大伙儿的讨论往往持续到夜里，他有机会阅读布哈林（Niko1ai Bukharin）著作的《共产主义ABC》，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这类议题的书籍。几天之后，学生们在海参崴下船，10月31日搭上一班“普通列车”前往莫斯科。

火车蒸汽引擎靠燃烧木头启动，舱位没有暖气，也没有餐车。车上不仅饮用水结冰，就是厕所也是蹲坑式，没有卫生纸，也没水冲——一样结冰。火车沿途频频靠站，既要装载木料，也要接运新乘客。这时候，中国学生就急着跑去买食物、喝水，甚至急着如厕。1尽管天寒地冻，条件恶劣，经国和许多同伴依然热情澎湃。有些车站出现工农代表，高举“中国革命万岁”、“中苏合作万岁”的牌子，欢迎他们，甚至往往在车站月台旁举行游行。俄国人和这些中国学生牵手一起游行，还高唱“前进！黎明就在前头！”

俄国大革命发生在八年前，可是却令人有恍如隔世之感。战争、革命、暴虐、饥荒，无情地横扫全俄。列宁死后，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纪，究竟应采取渐进手段，还是激烈手段的问题，使得苏共领导阶层分裂——或者换个更精确的说法，使得争夺权位的领导人借意识形态的名目，行政争之实。争议的根本重点在于：社会主义能在资本主义世界带有敌意环伺之下的一个农民大国中建立起来吗？由这个议题又引出另一个问题的争辩：在殖民地国家或是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苏联应该支持类似中国国民党这样的反帝国主义、具有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色彩的革命，还是只能支持由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

右翼人士相信苏联能独力对抗资本主义的包围环攻，苏联农民可以作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接下来所有进步民族（不只是苏联人民）的当务之急乃是拥护、巩固苏联的革命。在这场辩论中持右翼立场人士的首领，即是《共产主义ABC》作者布哈林，他相信社会主义可以、也应该在现有的混合经济基础上渐进建立，工业成长及朝向社会主义的进展，要依赖消费者市场的扩张，而消费者市场扩张将导致农民累积私有财产。这个过程将提供必要的资本，以备工业快速发展。因此，农业与工业可以携手并进。

以左翼人士以托洛斯基（Leon Trotsky）为首的群体，担忧苏联社会受到资产阶级化恶劣影响，也就是受到物欲污染腐化。托洛斯基坚持俄国农民不可能是好共产党员，因此要在苏联完全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在更先进的发达国家，成功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托洛斯基的这套政策被称为“不断革命论”。

斯大林则站在中间立场，既要挫弱托洛斯基，又要与右翼结合，以斗垮左翼。1924年初，斯大林已罢黜托洛斯基的作战部人民委员（译按：相当于国防部长）职位，使他不能再掌控红军部队。然而，蒋经国一行人抵达莫斯科时，已经是托洛斯基失去军权近两年以后，托洛斯基和追随他的“左翼反对派”，依然坚持信念，不肯认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