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狄克说，西方资本主义者利用压榨殖民地和类似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剩余利益，使本身的“工资奴隶”勉可糊口，因而避免了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中国若要争取国家自由，就得靠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奋斗，来转移和挫弱帝国主义者的力量。

另一个教授普里哥金（Prigozhin）提供托派文件给蒋经国等若干学生。蒋经国成为接受托洛斯基正统立论主张的学生之一。他和一些年轻的左翼中国学生认同托洛斯基的主张，认为共产国际必须以推动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为最高优先要务，否则欧洲、日本等强大的资本主义帝国，将会压制中国这类落后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从而摧毁社会主义祖国本身。

此时的中国，北洋军阀发动战争，产生新的合纵连横局势，莫斯科的中国青年学生听到冯玉祥倒戈，和张作霖、吴佩孚抗争的消息，大为振奋。然而，冯玉祥进占天津，兵力过于分散，旋即被迫放弃北京。

1926年1月12日，一位中国共产党籍学生来到中山大学报到。当年二十一岁的邓小平直接由巴黎转来莫斯科；他在巴黎已居住五年，因为负责主编一份油印周刊《赤光》（Red Light），得到“油印博士”的绰号。邓小平由校方取了俄国名字伊凡?舍吉维奇（Lvan Sergeevich），但是不到几星期，由于他的用功，又得到“小钢炮”的诨号。邓小平由于在巴黎有过一段奋斗的岁月，在中山大学有特权，本人也十分用功，他找到一个店铺可以买到他喜爱的法式牛角面包，也偶尔跑到俱乐部打打桥牌。

据中山大学毕业的同学的说法，邓小平和蒋经国分配在同一班，共有二十人；邓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小组长，因而负责评估所有团员的意识形态和表现。3可惜我们迄今还未看到他对蒋经国的评语报告；不过，邓、蒋两人显然交情不错。邓小平身高勉强才五英尺，比蒋经国还矮，但两人因体型相近，反倒备觉亲近。蒋经国经常借着莫斯科河边散步的机会，向邓请教他在巴黎的经历。于是邓写了几篇文章，谈论他在法国的工作经验，交给蒋经国的《红墙》发表。邓小平与张锡媛热恋——张父是铁路局的一位主管，张本人则是与蒋经国一道跋涉到莫斯科的青年学生之一。

同年1月，陈果夫的弟弟立夫完成留学美国的课业，取得工程硕士学位，并于宾州某煤矿场有了一年实习经验，回到广州。陈立夫接受出任“介石三叔”机要秘书的工作。这位年轻、英俊的留美归国学生，立刻见识到了蒋介石的火暴脾气；他向蒋报告说，他愿意效忠三叔，但是如果蒋再破口大骂人，他立刻辞职走人。蒋介石保证以后不再骂脏话，果然此后二十五年都他遵守承诺。陈立夫也果然如同兄长一样，忠诚追随蒋氏，日后成为国民党内的要员。

陈立夫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过滤情报报告。他说，因此“他非常了解共产党的勾当”。这些材料来自于陈果夫在青帮协助下布建成功的线民网，陈氏兄弟把蒋氏在广州及其他地区的敌人及潜在敌人的资讯，源源不断地提供给蒋。3月18日，中国共产党执委会一名成员向蒋密报，有人酝酿阴谋对付他。两天之后，国民革命军的炮艇“中山舰”（译按：即永丰舰改名）突然神秘地由广州开往黄埔，甲板上的炮亦卸下炮衣。蒋介石当机立断，采取行动，逮捕中山舰舰长（译按：黄埔军校毕业生李之龙）、船员以及周恩来等二十五名共产党员。此时，蒋已牢牢掌控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他向苏联方面担保，无意破坏与苏方或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关系——他只是对付犯错的个人。他要求回到莫斯科开会的鲍罗廷提早回广州，也请已经奉命回国的布鲁彻将军，再回广州复任高级军事顾问。蒋氏并发表公开信，昭告黄埔军校学生，他和孙总理一样，相信若不能容共，革命阵线就不能统一，他释放了早先扣押的周恩来等一干中共党员，并逮捕若名干右翼军官，以示平衡。

蒋介石原本认定国民党的联俄联共政策，不至于严重威胁到自身的优势。但是，在中山舰事件爆发之前，他已接到陈氏兄弟提供的报告，起了疑虑，遂采取行动，掌控住他在同盟中的权势。同时，蒋氏了解，北伐要成功，苏联的物资援助非常重要。因此，何时、如何与共产党绝裂分手，要视事态发展而定。在蒋氏的盘算里，国共合作也可以无限期持续下去，只要苏联和中共不挑战他的权力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