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和冯弗能的幽会乃是此后他一连串罗曼史的开端。然而，他只追求与他地位相当的女性，不像他父亲多年来净与一些烟花女来往。蒋经国自幼在呵护得无微不至的女性照料下长大，到了青少年时期，又碰上年纪足可当他女朋友的年轻“上海姆妈”，对于女性，他有种崇拜的浪漫憧憬。终其一生，他都在追求完美的爱，且发现追求的过程远比达致目标更留下美好记忆。

蒋经国和冯弗能小两口经常前往莫斯科的中国工人俱乐部，那里有全市搜藏最完备的中文报纸；他们边喝茶或开水，边留心中国的局势发展。蒋经国好几次被请上台，就国内局势发表演讲。有一次，他对三千名莫斯科市民，以“中国（国民党）北伐的目标及其最后成功”为题发表演讲。后来，又对三千五百名铁路工人以同一题目演说。

苏联原本担心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之下统一，将会刺激日本与英国的干预，现在疑虑已消。蒋介石在苏联武器援助和布鲁彻将军的协助下，用兵神速，向北进伐。战役往往进行得十分激烈，伤亡人数很多，长沙首先被攻克，武汉三镇旋即落入国民革命军手中。蒋介石部队打到长江时，已有三十四个各地军阀见风使舵，加入国民党。这批杂牌军日后对国民党的发展，福祸难以一概而论。

1926年8月，莫斯科报纸报道，蒋介石部队攻占华中重镇长沙之后宣称：“革命要成功，就必须联俄以推翻帝国主义……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环……”蒋介石此时很可能还相信，苏联仍将继续支持类似中国境内的反帝斗争，不会从中浑水摸鱼。莫斯科方面绝大多数人非常看重蒋介石这番革命言论。蒋经国尤其认为它们证实了他心目中的父亲，是真正的列宁信徒，甚至是托派的信徒。

然而，国民党的军事指挥官在战场上的表现，可不像左派人士。中共的活动家在国民革命军部队之前，先到地方上组织农民及工人团体。可是，国民党将领一旦占领某地区，立刻推翻原先没收土地的决定，并取缔解放区内由中共组织起来的各式团体和工会。周恩来培训出来的政治干部在国民革命军部队中占有团级以上的职位。理论上，他们的权位高于这些第一线指挥官。可是，前敌指挥官一再不理会政工人员的命令，3月20日之后，又自己派人换掉周恩来培训的干部。中国共产党决定，命令在国民党地区任职的中共党员，辞去政府公职，不愿对各地情势发展承担责任。然而，共产国际推翻了这项决定。

蒋介石可以信赖国民革命军中绝大多数的高级将领，可是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在国民党中央里势力较大。蒋介石8月12日离开广州之后，这些人的影响力迅速增长。国民党内自由派人士（包括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在内）越来越担心，蒋介石意图建立军事独裁。政治顾问鲍罗廷留在广州，在左派人士之中扮演重要角色。10月间，宋庆龄等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在广州开会，通过决议暗批蒋介石紧抓政治大权。11月，中执会表决把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移到比较左倾的工业重镇——武汉，不接受蒋介石属意的南昌（蒋的军事总部此时设在南昌）。

武汉开始出现传单，拿蒋介石和墨索里尼相比拟。但是，莫斯科的报纸和纽约等地的马克思主义刊物，继续赞扬蒋的战果。斯大林在11月间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届大会上，引用北伐成功，作为他政策得当的证明。斯大林相信，国民党会听命行事，在国民党领导下统一的中国，将会回应他的政策和利益。并且，他相信国民党的领导权，将“无可避免”的落到劳工阶级手中，中国的资产阶级将会出走，或被清扫出国民党阵营。地缘政治考量亦激励斯大林必须支持越来越强大的国民党。斯大林依然认为（他的看法正确），中国统一之后将刺激日本坚定掌握整个东北地区的霸权。正当蒋介石向北挺进之际，斯大林开始认为，在中国积弱、分裂之下，日本的扩张主义野心恐怕会更强大。因此，南方若出现国民党一再担保的友好强邻，乃是符合苏联利益的发展。国民党事实上亦派员以“副会员”身份出席11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共党代表大会。代表蒋介石向俄国“同志”提出报告的代表，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的首席秘书邵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