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氏要求会议讨论决定两个问题：一、派负责任的重要同志到莫斯科去，向他们重申国民党的联俄政策，“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二、应决定一个对共产党的处置方法，“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会议通过三项决定：一、在一个月内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之前，中央党部应裁制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三、派遣重要同志赴苏俄，讨论切实联合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

7 月16 日，汪氏向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他说：既然中共中央决定共产党员退出国民政府，“便无异脱离本党”，“在国民革命军及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同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各级党部发出两项训令：一、《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的训令》，内称：限制共产分子的提案是执行党的纪律，并非妨害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若压迫共产党而妨害其身体自由，定要依法严办；二、《保护农工之训令》，内称：国民党中央并不因限制共产主义而停止农工政策之活动，对于农工团体，须极力保护，对于农工利益，须加意维持；若违背党义，少加摧残，唯有执行革命纪律。

从7月中旬开始，中共中央、武汉各级组织的领导人和党员，纷纷疏散到外地，转入秘密状态。7月27日，鲍罗廷和其他苏联顾问、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被国民政府“欢送”出境，怀着怅惘与失落的心情，经洛阳返回苏联。加伦在回国之前，特地绕道上海，与蒋介石见了一面，他们的私谊并没有受到政治的影响，蒋介石形容这次会面“实有黯然销魂之感”，蒋介石说：“我们将来还有共事的机会，不必过于悲伤。”加伦说：“但愿我们今日不是最后的一别，再会吧！” 7月底，罗易也离开了混乱不堪的中国，取道库伦返回莫斯科。维经斯基比他们更早离开，6月底已经走了。

他们在中国有如灿烂的新星，突然迸发，但又迅速凋谢，消失在弥天大夜之中。他们的后半生与中国再无关系，鲍罗廷被斯大林送进了劳动营，并死在里面；罗易逃回印度，领导反斯大林运动，被英国警察关进监狱，从此放弃了共产主义，潜心于人道主义研究；而维经斯基也脱离了共产国际的政治事务，改行从事教学研究，1953年，病逝于莫斯科。

武汉虽曰“和平分共”，然上有毫发之意，下有邱山之取，腥风血雨，绝不和平。何键的三十五军占领汉阳、汉口后，开始抓捕共产党人了；乡间的民团更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残杀农会分子，毫不手软，黄梅县孔垄镇已响起了杀人的枪声。

汪精卫提出“在夹缝中奋斗”的口号，一面厉行分共，一面麾军东下，誓言把东征讨蒋方针，贯彻始终。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和贺龙的新二十军，奉调九江，参与讨蒋。但他们在周恩来、张国焘、谭平山、叶挺、朱德等中共党人领导下，准备在南昌发起暴动；毛泽东也去了湖南，组织湘南暴动。

过去中共常批评孙文过于注重军事斗争，现在他们则以“进攻进攻再进攻”、“不停顿地暴动”作为行动方针，号召农民联合城市工人、小商人和接近农会的土匪、会党，实行广泛的暴动。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后，汪精卫也断然放弃了“和平”的面纱，开始大肆屠杀中共党人和工农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