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波西潮的冲击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割让香港，五口通商，准许西人在华传教与经商。中国门户洞开，西方势力长驱直入，西方文化亦如潮涌来。

相对于明代下半期，大洋航道开通以后的情形，这一次中国承受的西潮，远为强烈而普遍。明代贸易顺差，中国受益，但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耶稣会士带来的西方文化，项目限于神学思想及一些科技知识。他们接触的中国人，也只是宫廷人物与知识分子中的少数。鸦片战争之后，商人们在通商口岸居住营业，于是香港、上海、天津等港口城市忽然崛起，迅速发展为近代都市。这一部分的讨论，将留在另一专章，此处不赘。

这次带来西潮的西方人士，主要以基督新教的传教士为最堪注意。19世纪时，由于西方列强已掌握了东南亚的许多地区，这些地方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华南的劳力外移。例如，1819年开始由英人开发为商港的新加坡，其建设的劳力就以华人为主。据说每年由英船运去的华工即有七八千人之多。许多华人继续过去“下西洋”的传统，已在东南亚新兴商埠活动。这些华人是西方传教士最初接触的对象。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前来东方传教的第一站，即是新加坡。马礼逊在1813年即译成基督教《圣经》的《新约》部分，并于广州刻印两千部，流传于中国教众。1819年，他与同事米怜（William Milne）又译毕《旧约圣经》，即于马六甲印刷流传，是为中文《圣经》之始。马氏还编了第一部华英字典（出版于1823年，成为英、汉双语之间对译津梁的第一本著作），并按月出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创刊），该刊是中文月刊，主要介绍西方事物及报道西人在东方的活动。后来他迁居澳门，开了中文的印刷出版单位，即后来香港的英华书院。凡此编撰及出版的书刊，均以中文读者为对象。当时中国官方还在查禁洋人刻书传教活动（例如1805年，清廷还因天主教教士及其华人信徒在北京私刻传教书籍，放逐了这些人），又严令各地查禁这类活动。是以马礼逊印行的书刊，当是在东南亚与澳门出版，并由华人带回中国，流传于民间。

在这些书刊作者中，有一位信教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华人牧师梁发，曾撰写了传教文件《劝世良言》，即是根据马礼逊的书籍撰写。《劝世良言》当类似今日教会传教的“单张”与小册子，内容简单，无甚高论，却触发了太平天国历史。当时的洪秀全是一个落第的秀才，又值大病初愈，读了《劝世良言》后大为感动，与其友人冯云山在广西传播这一新信仰，不久遂在广西起事。太平天国（1851—1864）是中国历史上武装宗教活动之中规模数一数二者，历时十余年，占了南京，建都开国。在大乱中，中国死亡的人数高达数千万人，“东南处处有啼痕”所反映的是实况，绝不是文学词句。洪秀全不满于现实的儒家与皇权，当他读到梁发的文件，就有了这样一位无大不大的“上帝”足以成为他反叛皇权与传统思想的依据，再加上中国民间长久存在的素朴平均主义，遂触发洪秀全组织人间天国的狂热。洪秀全本人其实并不懂基督教教义，是以他拒绝由牧师施洗皈依，而自己以天父之子、耶稣之弟的身份领导革命。这一次西潮，触发了太平天国革命，实在是历史的吊诡。因为除了“天父之子”的口号外，太平天国革命的内涵，与中国历史上明教等启示性教派的革命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平均主义”的部分，也只见于文字号召，并未付诸实施。太平天国初起，西方教会人士一度大为兴奋，但很快就知道这一运动其实与基督教无关。

但是太平天国革命却在清朝统治者阶层间引发了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而且其后续的影响极为巨大深远。林则徐当是提出这一口号的第一人。他在处理禁烟事务时，已经了解西人船坚炮利非中国能及。因此，他在澳门购置火炮，架设于虎门炮台等要塞处，同时收购了数艘西方船只，加设武装，编入水师，巡弋粤海。这些措置在抵御英舰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的功效，是以英人在粤海不能得逞，不得不转帆北上，侵犯江苏。

林则徐还委托魏源等人，收集澳门等地可以找到的书刊，从中整理有关西方世界的讯息。这一努力，归结为魏源的《海国图志》，乃是中文有系统地介绍西方地理与政情的第一本著作。魏源此书是中国近代史了解西方的开山之作，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也从《海国图志》中汲取有关西方知识的。魏源以后，冯桂芬、郑观应等人都在帮助中国理解西方，也有其重要的贡献！更为具体的西方经验，则是曾左胡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这些中兴名臣，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中逐渐采用西式枪械船只，更有戈登等人所谓的“常胜军”（雇佣的洋兵）完全用洋枪、洋炮、洋式练兵法，使湘淮军的领导者充分体会到西方军备的优越性。于是曾左等人设立了江南制造局、马尾船厂等单位，附带还大量翻译了科技知识的书籍。凡此都是由“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落实为洋务政策。

进一步的洋务运动，则是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在军事设施外还致力于配套设施建设，例如电报、铁路、商船以及开矿炼钢等事。这些事业的鼓吹与参与筹划之士，有洋人为顾问，更多的是吸收西方知识的中国知识分子。至于中国人吸收新知的源泉，则是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林乐知（YoungJohn Allen，1836—1907）等这些西方传教士。他们在香港与上海编译出版了种种书刊，推动了中国这一波西潮的洪峰巨流。在这些书刊读物中，更堪注意者是他们致力于介绍西方政制、法律、历史与文化。由于他们与华人合作者的宏观视角，使中国有志于改革的人士方能从船坚炮利的实用境界提升到研究文化与制度方面，了解到中国与西方有巨大而深刻的差别。

这一波西潮，不仅在沿海通商口岸发生，随着传教活动深入内地，教会在许多内陆地区开设了学校与医院，戴德生（JamesHudson Taylor，1832—1905）等人推动的“中华内地会”（ChinaInland Mission）运动，响应者不下十余个西方国家的“中华内地会”。他们的内地传教活动，将西潮推到山东、山西、湖南、湖北、四川、陕西、云南等各处，其学校与医院的设立和运行对于中国内地感受西方影响不浅。

因此，19世纪中国门户开放，这一波西方影响，对改变中国人的观念与由此而兴起的前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