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在最初是被称为新文学的。作为一门学科，它形成的历史并不长。可以说，作为学科的新文学是和中国政治的转型同步的。作为学科的新文学教学应该从1949年算起。新文学的教学模式不是一个依靠学科内在发展要求独立演变过来的，而是从一开始就受制于一定的意识形态，是那些最初从事新文学教学的人在失去了学术自由和独立思考的前提下，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来建立的。关于此点，王瑶曾说：“1948年北京解放时，著者正在清华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一课，同学就要求将课程内容改为‘五四至现在’一段，次年校中添设‘中国新文学史’一课，遂由著者担任。两年以来，随教随写，粗成现在规模。1950年5月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规定‘中国新文学史’是各大学中国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1 

从王瑶的叙述中可看出，他对于新文学的选择是有一定的被动性的。50年代初，王瑶曾想过要离开清华，而去江西的南昌大学，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南昌大学“教的课是中国文学史”。2 

1952年，王瑶在一份自我检讨中说过：“后来系里在课改中课程有了变动，古典文学只剩下了三门课，而就有三位教古典文学的教授，而且资格都比我老，教新文学的又人少课多，于是我改教了新文学，但我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了我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因为我以为研究新文学是很难成为一个不朽的第一流学者的。”3 

中国新文学的主要力量在1949年以前以大学校园为主要活动范围，主要是教授和大学生两部分人。中国新文学教学的最初萌芽是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1950年，教育部对中国新文学史教学的要求是：“运用新观点、新 方法，讲述从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4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就是依据这个要求完成的。王瑶当时的处境就是他不能够按照学术自身的要求来完成他的学术著作。1951年，他在给一位向他请教新文学教学问题的教师的信中说：“李辉英原曾有所叙述，今已删（政治上有问题）。”5所谓李辉英的问题，只是因为他当时在香港。中国新文学史的教学模式大体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

在新文学还没有成为大学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前，1949年9月，新华书店和华北联合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这是“大学丛书”中的一本，“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教科书的序言是叶圣陶写的。他在一开始就说：“这个选本的目录，原先由北京大学跟清华大学的国文系同人商定，后来加入了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同人，三方面会谈了几次，稍稍有些更动，成为现在的模样。一共三十二题。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列入目录，可没有把全文印在里面，因为这篇文字流传得很普遍，哪儿都可以找到。”

说是三方商量，但实际是以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为主的，可以从这本教科书的目录中看出它的倾向。

这本教科书的编选标准是这样的：“那些怀旧伤感的，玩物丧志的，叙述身边琐事的，表现个人主义的，以及传播封建法西斯毒素的违时代精神的作品，我们一概不取。入选的作品须是提倡为群众服务的，表现群众的生活跟斗争的，充满着向上的精神的，洋溢着健康的情感的。我们注重在文章的思想内容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希望对于读者思想认识的提高有若干帮助。就文章的体裁门类说，散文、杂文、演说、报告、传叙、速写、小说，我们都选了几篇。这些门类是平常接触最多的，所以我们提供了若干范例。”

从这本教科书的目录上可以看出，它实际上就是未来中国新文学教学的雏形。1951年5月30日，由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原定有陈涌，他因为忙没有参加，张毕来也曾参加过草拟大纲）四人负责起草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6，就与这本教科书的基本指导思想完全相同。它在作家的选择和评价上，差不多就是以这本教科书为范围的。虽然《大学国文》还不是新文学史的教科书，但由于它是由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主编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未来新文学史教学的主要方向。这本教科书中选择的作家和作品，也就是以后新文学教学中给予高度评价的作家和作品；这本教科书中排斥的作家和作品，也就是后来新文学教学中消失和被批判的作家与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