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习》杂志事件为例

一  延安知识分子及来源

从延安整风以后，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基本成型。新意识形态的完成虽然以毛泽东为主导，但这个完成过程并不是个人力量可以达到的，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的形成和不断完善中，起了很大作用，当时新闻思想的形成中就有陆定一和胡乔木的责任。这一点，可以通过50年代初发生的《学习》杂志事件来做一个分析，在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出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一些功能。

所谓延安知识分子，主要指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不在此列。延安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是当年的左倾教授和左倾青年：在教授中以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为代表，在青年中以胡乔木、于光远、胡绳为代表。当年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很多，但并不是所有到了延安的知识分子就是“延安知识分子”，而主要是指那些在思想和行为上都能与延安保持平衡的知识分子。如果说延安确有新文化，那么创造这些新文化并为这些新文化所化的知识分子，才可以视为是“延安知识分子”。有些没有到过延安的人，仍可以把他们看做是延安知识分子，而像王实味、萧军、高长虹等虽然到了延安，但最终无法和延安文化达成平衡，所以也不应当看做是“延安知识分子”。

延安自己没有大学，它的知识分子都来自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类大学。就教育背景而言，延安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一类人，他们差不多都出自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像陈伯达是吴承仕的学生，范文澜是黄侃的学生，而胡乔木、于光远都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胡绳曾考入过北大，等等。就个人的历史选择而言，延安知识分子比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付出更大的勇气，这也同时说明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是以激进为特点的。就个性和才华而言，他们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比并不逊色，而且在许多方面可能还要强过他们。特别是在把理论和学术用来指导行为，把马列主义中国化方面，他们更有创造才能。就学术背景和写作才能评价，像陈伯达、胡乔木、于光远、胡绳，都是学有根底的文章高手。

说到延安知识分子，就不能不说当年的马列学院和后来的中央研究院。延安创办马克思列宁学院的目的是培养和教育干部，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院长由张闻天兼任。从1938年5月5日马克思一百二十周年诞辰时成立，到1941年改组，它前后约有三年时间。

马列学院的学习期限是三个月，主要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近代世界革命史和党的建设。延安马列学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只是一个培训性质的学校。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凡短期训练班都有极强的实用性，也是其日后相关方面的干部基地。当时课程设置是以马列主义为基本内容的，几乎没有其他思想。教政治经济学的是副院长王学文，教马列主义基本问题是吴亮平，哲学是艾思奇，中国革命运动史和西洋革命史是杨松（后为《解放日报》总编）及陈昌浩，大体是留苏的学者。“党的建设”前半部分由康生讲，后半部分由刘少奇、陈云、李富春作专题报告。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就是给马列学院作的报告。当时，历史研究室主任是范文澜，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主任艾思奇，中国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俄语教研室主任师哲，中国教育研究室和中国新闻研究室主任由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李维汉兼任。1

第一期结业后，留下来做教员和管理骨干的有宋平、邓力群、马洪、王光伟、田家英、曾彦修、李清等。马列学院前后共培养的近千名干部，后来成了各条战线的骨干。1949年以后中共领导的秘书和负责理论宣传方面的干部，以出身马列学院的人为多。

马列学院虽然是为建立新意识形态而设立的一所学校，但毛泽东对它并不满意，也许是与它的校长有关。张闻天在中共早期领导人当中是较有理论素养和知识分子气质的，后来许多人对他在马列学院时的工作评价很高，主要是他的作风比较民主，他也鼓励学员自由讨论和独立思考。2

因为马列学院偏重于理论学习，就学术训练而言，对学员确实有很大提高，这一点，从以后学员的学术生涯中得到了证明。但毛泽东的用意并不在此，因为马列学院的目的不是让学员学会理论和有学术训练，而是要能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也就是说，是要学员能准确理解和掌握他的思想方法。可惜初期的马列学院没有做到这一点，当时对它的指责是：“马列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1942年，张闻天在晋西调查期间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被指出马列学院的教学方针有问题，认为还没有达到像后来延安“整风”时所要求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