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于光远回忆，1952年初，他形成了“中国资产阶级可能在中国革命中和在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中，起一定程度内的积极作用，但是资产阶级思想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建设却不能起丝毫的积极作用”的观点，然后他同王惠德研究，提出在《学习》杂志上发表些文章阐明这个观点，王惠德赞成这个意见，随后他们决定约艾思奇、许立群和吴江三人来写。在约稿时，于光远把这个观点告诉他们，供他们参考，得到他们的认同，这三篇文章加上于光远自己写的一篇，一共四篇。

《学习》杂志第2期先发表了许立群的文章《驳斥资产阶级的谬论——资产阶级没有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吗？》和吴江的文章《评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第3期发表了艾思奇的文章《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和于光远的《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除许立群用了“杨耳”的笔名，其余都署了真名。

四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但论述的角度和侧重点各不相同。许立群的文章，驳斥了否认资产阶级进攻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不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发挥自己的积极性，而是“发挥自己阶级的‘两面性’里落后的和反动的一面，也就是破坏共同纲领、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积极性’”。吴江文章主要是对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作分析，认为革命胜利前后，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具有其阶级本性，这种积极性的性质是不彻底的、软弱的、改良主义的。

艾思奇文章，着重说明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什么进步性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在本质上是反动的、腐朽的和丑恶的，没有什么进步性、积极性。

这几位作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过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在1949年以后发生的历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中，都留下了许多文章。从他们的基本思路可以看出，虽然他们早年的教育背景都很好，但共同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出于年龄和学术冲动等原因，他们试图在理论上创新，但他们创新的方向不是向着更接近历史的真实状态，而是相反。《学习》事件以后，延安知识分子的理论思维就变得更加实用和僵化，甚至连创新的勇气也没有了。

《学习》杂志第3期出版后没几天，当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又是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把于光远找去。于光远说，陈伯达告诉他：“这几篇文章引起一些资本家恐慌，他们问发表这几篇文章是否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政策变了。因为《学习》杂志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办的刊物，所以资本家有这样的疑问。他说这个情况是统战部办的内部刊物《零讯》上反映出来的。他说，资本家的疑问反映到毛主席那里之后，毛主席认为你们犯了性质非常严重的错误。”

陈伯达还告诉于光远：“毛主席认为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陈伯达说，作为一种补救措施，毛主席要你们在下期杂志上就转载这篇文章，当然你们也要进行检讨，向读者交代，而最急迫的事是尽快发表冯定的文章，表明这两期发表的文章并非党的政策有了变化，由《学习》杂志自己出来用行动纠正错误，挽回不好的影响。”

对陈伯达转达毛泽东对《学习》杂志的批评，于光远和王惠德在思想上还不能接受。于光远认为，他们没有认为资产阶级不存在积极性，更没有在文章中“否定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着两面性，而认为只有反动腐朽的一面”，而且四篇文章没有一篇不讲民族资产阶级有它的积极性，都写了民族资产阶级有它的两面性。但是他们也不是完全不接受批评，因为既然资本家看了这些文章很紧张，引起他们的顾虑，说明杂志上发表这些文章的政治影响是不好的。既然实际效果不好，毛泽东批评就是有道理的，自己就应该反思。虽然于光远不是很接受对他们的批评，但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认识，的确是有问题的。

三  《学习》杂志事件的后果及影响

在新意识形态的建立过程中，延安知识分子总是以宁左勿右的思路完善和贡献自己的理论思维，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思想迎合了高层的意图，但也有不合的时候，《学习》杂志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实，于光远他们当时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和评价，也不是个别的。在此前后，沈志远发表《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14，与他们的认识非常相似，可见当时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是带有普遍性的。

沈志远在他的文章中说：“为什么我们的思想要工人阶级化呢？我们保存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行不行呢？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的思想工人阶级化呢？比如，现在的‘三反’‘五反’运动，从思想上说，就是要肃清一切资产阶级的丑恶思想、反动思想——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享乐至上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