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说：“从资产阶级思想有积极的一面的论点出发，所得到的另一个结论就是所谓‘我们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思想教育的任务是发挥资产阶级思想积极的一面，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消极落后的一面’。这个结论也是错误的。我们今天虽然不能一般地要求资产阶级分子能够放弃自己的阶级立场，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斯大林同志说得好，‘阶级终究是阶级’，对整个阶级是不能只用说服的办法使他放弃立场的），但是，我们对资产阶级思想分子进行教育改造工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能收到一定效果的。我们可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去改造资产阶级分子，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放弃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例如在当前的运动中，我们可以使得很多资产阶级分子认识到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是错误的犯罪的行为，因而获得了遵守共同纲领、遵守国家政策法令的认识。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思想教育是严重的思想斗争，一般来说，必须和当前的政策当前的运动和国家法律结合在一起，才能收到显著的效果。把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教育，看成资产阶级分子自己发挥资产阶级中‘积极的进步的一面’，克服消极落后的一面，这也是一种放弃思想斗争的看法。”

正是由于延安知识分子思想倾向的强烈影响，许多民主党派领导人误以为高层也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也纷纷向这个思路上靠近。

1952年9月，黄炎培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会员大会上的讲稿《“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就是这样。后来是毛泽东不同意，才作了修改。《黄炎培年谱》记载：“得毛主席复示，对讲稿中对资改造的一些太激进的提法作了某些修改。”17

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说：讲稿用意甚好，唯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怕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是否妥当，还祈考虑酌定。

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来说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

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能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

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

超过这个限度，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学习》杂志上有些写文章的同志曾经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已叫他们作了更正。

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样的人可能出现，特别是在几年之后，社会主义成分更加壮大，更加显示它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伟大贡献的时候，这样的人可能逐步地多起来。

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18

毛泽东对黄炎培讲稿的修改，主要有下列几点：一、毛泽东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二、毛泽东把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三、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毛泽东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展好的方面”。四、在讲稿最后一段，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19

1952年3月27日，毛泽东在“对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的修改”中修改了许多地方，并批示：“有的党派曾计划用思想检查的办法，即针对个人思想进行整风式的检讨与批判，并令其本人表示态度。这样办法，我们认为是不适当的，已建议他们不要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