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绳写的《我们的检讨》中，认为《学习》杂志空洞无物的、没有具体地分析什么具体问题的文章，的确是不少的。在最近几期中，有些文章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犯了片面性的错误，也和教条主义与党八股的倾向有关，对杂志上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的几篇文章的错误，文章认为，也是不能辩证地观察和研究问题的表现。教条主义者的特征倒还不是在大量地运用书本知识，而只是在极端地缺乏对具体事物的分析研究。因为缺乏这种分析研究，就自然是空洞无物；为了掩饰空虚，就去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中的个别文句，凭自己的武断和臆测而加以引申发挥。

《我们的检讨》同时还对所谓洋八股或党八股提出了批评，认为看起来说得似乎头头是道，但是禁不起逻辑的追究，其语言是贫乏、枯燥而且混乱的。这种八股的文风是严密的逻辑性和纯洁而丰富的语言的敌人，人们如果不是认真地从事实出发，就不可避免地会作出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辩论。应该说这个认识还是深刻的，但在后来的工作中，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改进。

《学习》杂志事件虽然没有造成什么恶劣的后果，但它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存在的，当时有些知识分子就是根据《学习》杂志的变化来推测形势的，不过他们倒比《学习》杂志的作者更有判断力。

1952年3月31日，胡风给路翎的信中说：“3月24日《解放日报》上，有冯定的一篇论资产阶级的文章，可代表现在理论，可找来看看。”

1952年4月13日，路翎给胡风的信中说：“听阎兄说，艾等的理论，中央已做了决定，犯了教条主义的典型错误及机会主义的原则错误。冯定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云。”

1952年4月16日，胡风给路翎的信中说：

“冯定文章，《学习》重发表有改动，那值得对看一下，就看得出领导上的理论。”

“向卢兄要来陈向中央的报告（关于《学习》）。”

“《学习》上大概要出现批评（现在停刊检查）。现在准备，那一出，看妥了就交出去。”

“这次战役中右的偏向（《西安日报》强调守法户斗不守法户，忽略工人阶级的领导）很快就纠正了。比较着重的是左的偏向。《学习》杂志的几篇文章，基本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采取小资产阶级的激躁情绪，批评是从概念出发的。

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是反对它的污毒。资产阶级有进步作用，它的两面性周总理说得很完善，现在有，将来还有，不能将资产阶级与三大敌人混同起来看。毛主席认为今天资产阶级还是利多害少。《文艺报》说‘三年来资产阶级的危害和三大敌人里应外合”，是很不妥当的。《学习》杂志将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分开来看是不对的（由于杨耳的文章，章乃器说：‘我们有剥削，但又不许有剥削思想，那只好来一个没有剥削思想的剥削！’），于光远说：‘新民主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思想并无进步性’，是错误的。他们把资产阶级思想进步性与领导思想混为一谈，认为今天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错误的。这个矛盾还是次要的，今天的主要矛盾还是和帝国主义的矛盾。而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则是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说资产阶级的本质是纯粹反动的，也是不对的，剥削也有两面性（投机倒把与正当营利），剥削对过去是进步的，对将来是反动的，看剥削必须从推动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看。

阶级思想是阶级存在的地位来决定的，一定时期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纲领是统一的（利益一致）又是有差别的（不一定接受马克思主义）。

要把资产阶级改造为无产阶级是不可能的。如马列主义能改造资产阶级就不成其为工人阶级思想，仅个别资本家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因此，我们不是一般地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而是反对它的污毒。毛主席不是要他们学习马列主义，只要他们学习政策（由于过左，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施复亮、黄炎培都不敢说自己代表资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