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摆在嬴政面前的历史任务就是适时发动统一战争。

嬴政面对历史赋予他的使命，毫不犹豫地发动了统一战争。统一战争的序曲就是继续大规模地削弱赵国。此时，韩非入秦劝嬴政首先攻赵，因为赵国的力量还比较强大，只有先打垮了赵国，秦国才可能最终完成统一大业。所以，在从罢免吕不韦到发动灭韩战争期间，嬴政连续对赵国用兵，其间两次被李牧打败。尽管如此，灭赵已是嬴政完成统一大业的既定方针。

嬴政制订的先灭韩，继而灭赵、魏的顺序是完全正确的。在统一天下的整个进程中，除了在灭楚问题上，嬴政基本上没有犯什么错误。在嬴政灭了韩、赵、魏三国，击溃燕军主力并基本灭燕之后，天下只剩下齐、楚两国。嬴政此时有些自满，他听信了李信二十万军队就能灭楚的话，对老将王翦所持的灭楚非六十万军队不可的建议不以为然，反而认为王翦因年老而怯战。结果，李信大败而归。事实证明，王翦有先见之明。嬴政此时完全不顾及个人的尊严、脸面，立即登门向王翦道歉，起用王翦率六十万大军灭楚，并且答应了王翦所有的财产要求。最后，王翦顺利灭楚。

纵观秦国自秦孝公以来的七位国君，没有一位昏君、庸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秦国基本上实施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偶尔也有兄终弟及。在这种继承制之下，君王的继任完全不是择优、选贤，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比如说安国君的继位，是因为安国君的长兄因病去世，他作为次子而成为王位继承人。如此继承王位的君王能够优秀吗？能够完成历史使命吗？能保证个个都是明君贤君吗？本来，这应当是充满诸多变数的问题，但是，在秦国却毫无悬念。秦孝公以来的七位国君无一昏庸，这似乎是冥冥之中有天意在庇护秦国。

秦始皇的前六代先祖都完成了他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因此，到秦始皇时期，一切都似乎水到渠成。西汉的贾谊在他的长篇政论文《过秦论》中极为准确地概括了这一点，认为秦始皇是“奋六世之余烈”。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曲折前进的。在战国前期，六国也曾经风光占尽，但他们的发展势头没有持续下去。到了战国中期，当秦孝公开始重用商鞅实行变法时，六国的发展势头与秦国已经相形见绌，国力与秦国差距越来越大。秦国最终统一天下的历史趋势是自秦孝公以来六位国君再加上秦王嬴政不断努力的结果。这就是秦国统一天下的历史必然性。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在秦国的这七代国君身上，还保持了一个其他六国国君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便是秦国的人才战略，它为秦国的发展带来了人才优势与智力支持。

选贤不拘一格　统一并吞八荒

秦国自孝公以来的七位国君都能够完成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决非偶然，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这七位国君都非常重视发现和重用人才。战国七雄之中唯独秦国在重用人才方面成就最为突出。秦国重用人才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唯才是用。选才不以国别为界，换句话说，秦国的这七位国君都重用了秦国以外的人才。比如秦孝公重用卫国人商鞅，秦惠文王重用魏国人张仪，秦武王重用的是楚国人甘茂，秦昭襄王重用的是魏国人范雎。秦孝文王正式在位仅三天，无所谓用人。秦庄襄王重用了卫国人吕不韦，秦王嬴政重用了楚国人李斯、魏国人尉缭，而且，嬴政手下的名臣将相还有许多六国人。这些人才都与秦国统治者毫无血缘关系，但却备受重用，可见秦君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

第二，用人不疑。比如秦孝公不顾旧贵族的极力反对，坚定不移地信任商鞅，始终如一地支持商鞅推行变法改革，这就是用人不疑的显例。秦武王面对大量状告甘茂的上书，最终还是信任甘茂，继续增兵，终于攻下军事重镇宜阳，洞开了韩国的西大门。到秦王嬴政时，韩人郑国入秦做间谍被发现，宗室大臣趁机建议逐客，李斯上《谏逐客书》，透辟地阐明了重用人才与秦国强大的利害关系。嬴政大为称赏，立刻废除逐客令，提拔李斯为廷尉，信任倚重李斯几十年。这种用人不疑的做法，对国家治理与强盛来说，是必须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礼贤下士。比如秦孝公接见商鞅与他谈话，不知不觉就挪动身体靠近商鞅并与其面对面，零距离地听取商鞅的治国之策，而且连续好几天都不知疲倦（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史记·商君列传》）。尉缭坚持见嬴政不行礼，嬴政依然接见，并且给了很高的礼遇，衣服饮食皆与嬴政同等规格。这种谦恭、礼贤下士的态度，怎能不让人竭尽所能地助秦一臂之力？这说明，秦国统治者至少在事业未竟之时，是很重视礼贤之道的。

这些事例也一再证明，秦国七代国君始终如一地把重用人才当作实现统一天下目标的重要手段。他们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将兼并六国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在没有重大失误的前提下，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应当承担的历史重任，最终促成了秦统一天下的大趋势。